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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近期煙產品消費稅的調整，到中央政府頻頻發布有關資源稅、環境稅和物業稅的信息可見，結構性增稅悄然展開。
　　結構性增稅的目的不應簡單理解為開征新稅種和提高個別稅種的稅率來緩解日益緊張的財政收支壓力，更應透視出中央政府通過改革稅制，掌控國家經濟體制發展的方向，最終構建可持續發展經濟結構的良苦用心。
　　首先需要廓清的是適當增稅并不會影響結構性減稅的大局。從近期傳出的各種結構性增稅方案看，各稅種初期給企業和個人增加的整體稅負一年多則數百元，少則幾十億元，完全可以被減稅額度所沖抵。如果再考慮到歸并一些相關的行政收費，結構性增稅對企業和個人的負擔并非不可承受。
　　本輪結構性增稅的重點在于調結構而非增收入。在十六屆五中全會，黨中央提出建設“兩型”社會，“十一五”規劃綱要更進一步細化了能耗降低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減少的具體指標，“節能減排”由此成為經濟結構調整和轉變增長方式的主基調。但我國的稅收制度卻并未跟上時代的腳步，涉及環境和資源的稅種，不僅稅目少，而且稅負低。
　　與前幾次稅制改革不同，本輪結構性增稅的重頭戲在資源和環境，這不僅僅是稅源的開拓，更是對稅制結構的一次調整和優化，從而以合理的稅制結構促進節能減排事業的開展。
　　結構性增稅也是宏觀調控方式的一次重要轉變。市場經濟中，資源品的價格應該是由市場來決定的，但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我國目前對油電水氣等產品還是采用行政定價的方式。當資源品價格由市場決定的時候，稅收將成為政府最重要的調控手段。此次結構性增稅不僅理清了稅制，還為將來的宏觀調控打開了操作空間。
　　結構性增稅的推出時機也是中央政府反復權衡的重點。增稅措施勢必會抬高部分產品的價格和居民的生活成本，宜在CPI低位的時候果斷推出。當下，結構性增稅的時間窗口已然打開。一方面雖有預期，但通脹未至；另一方面，下半年需求復蘇，企業抗壓能力有所增強。一旦錯過這一時機，若通脹卷土重來，結構性增稅的難度將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