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過去十年中的中國當代景觀設計探索
發布時間：2010-01-14 共3頁
1、前言
試圖清晰地描述中國過去10年中發生的當代景觀設計面貌是困難的，我們身處其中，同時，我們的觀點又受到立場和偏好的左右。面對中國過去十年中巨變的景觀洪流，本文對限定了的“中國當代景觀設計探索”的表述顯得微乎其微，本文所關注的那些對我們觀念構成沖擊的實踐，較之城市化進程中整體物質空間的改變，力量是弱小的。
世界的多變和后現代主義文化語境中的多元性時刻在焚毀著合理性和標準化，繼集體現代主義的瓦解之后，當代設計不再朝一個方向進發，中國過去十年中普遍的景觀設計實踐，似乎是對混亂的后現代主義文化語境最好的回應，在城市躍進的過程中，中國普遍的景觀設計極盡豐富、混亂、混搭之特征，這同樣產生了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而這種“質”存在于羅伯特·文丘里的《向拉斯維加斯學習》一文的語境中，即反精英式的平民化的歡騰，如果將中國普遍性的景觀設計理解為一種自發的對環境改造的行為，而由這種行為主導之下產生的空間，又被人們樂于使用，那么來自于較小的專業語境中的受特定觀念指引的批評和評論是蒼白的。這一點，在簡·雅各布斯的《城市的死與生》一書中有較好的例證，雅各布斯從城市平民的角度出發，從觀察和經驗的視角來評析城市的結構，給人們描述了具有生命力的安全城市形態，從雅各布斯的視角來看待中國城市躍進中產生的城市景觀空間，可能會得到不同的結果，從豐富和混亂中解析出活力和人性。
而本文所關注的那些攜帶著清晰的觀念，直面尖銳的當代問題的設計實踐，會形成一個與普遍性的中國當代景觀設計有著距離，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立的語境，這會失去以低姿態和深入其中為特征的雅各布斯式的觀察視角。本文攝取的被特別關注的小眾的實踐，在過去十年中的景觀設計中不具有普遍性，它以對立和反叛的姿態審視這股洪流，并做出反應。怎樣看待中國景觀設計的“當代性”？所有發生在當代的景觀設計行為和由此產生的結果都具有強烈的當代性，就連“當代”這個詞匯也是一個模糊的無明確前后時間點的一個概念。本文的“當代性”是指那些能夠針對當代中國突出的矛盾而作出反應的行為的特征，同時，又帶有時代合理性的暗示，而這一合理性被認為涵蓋了普遍意義上的有效性以及作為重要性的意義這兩點①。
下文將圖景和中國當代景觀設計的產生及其普遍性特征作為背景，探討當代景觀設計觀念和實踐的特征。
2、圖景：巨變的景觀及危機
用巨變來描述中國過去十年的景觀變遷雖然帶有修辭上的夸張，但仍然難以表達這一過程對中國物質空間造成的深遠影響。中國經濟發展所積聚的部分財富在過去十年中迅速轉化為物質空間，這一度使世界范圍內的設計師對中國設計市場趨之若鶩。
中國過去十年中的景觀巨變，體現為舊城市空間的消解與演替、新城市空間的積聚、城市化波及的鄉村空間格局的變化，以及因資源的索取而導致的部分自然空間體系的破裂，同時包含著工業生產和人們生活所形成的對環境的污染。在過去十年中，城市的開放空間和綠色空間實現了快速的量變，以膨脹的姿態滲透到我們的生活當中，但作為綜合的城市基礎設施，未經積累和沉淀，幾乎在一夜之間浮現出來的城市空間缺乏系統性，一方面缺乏對人性化的關照，另一方面缺乏基本的生態性；作為一種文化的產物，多以混搭的形式和錯位的主題表達出現，同時存在著審美上的混亂和拙劣。宏尺度和堆砌，對華麗和奢華的追求是其典型的特征，展示性是其第一要訣。這與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時效性有著密切的聯系，在過去十年中，城市化進程舞臺的兩個主角——城市開放空間和居住區環境，對中國城市面貌的改變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超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速度，促生了時效性強、見效快的城市美化運動。而房地產開發中的重要環節，房產交易更要求效率，居住環境的景觀視覺效果是促成產品交易的良藥，尋找瞬時視覺震撼和展示性是地產開發商不變的追求。
量新空間在短時間內爆炸式的出現實際上積聚了巨的能量，這種能量實現從自然到城市空間的轉換。物質堆砌背后的主要危機是生態性的缺失和可持續的憂患，一方面城市空間的人本合理性有待檢驗，另一方面這些新的景觀缺乏生態過程的生產性和循環性，同時巨的維護成本又持續地耗費著能源和資源。就算有些空間被人們樂于使用，我們同樣要警醒平民式的歡騰和集體主義式的自信背后所隱含的危險。中國超城市化過程中新形成的城市景觀背后存在著人本主義的缺陷，存在著文化上的錯位和缺失，但最的危機是生態的危機。可持續發展這枚硬幣的兩面——需求與能源雖然是永遠不可協調的矛盾，但景觀這個事物本可以具有一定的自我循環和生產功能，卻不幸淪為視覺展示的工具。
3、當代景觀設計的產生極其普遍性特征
在以上描述的中國過去十年中景觀巨變的過程中，究竟有多少設計的行為介入到了其中？除生產過程和生活過程所造成的景觀改變，與城市化進程有關的景觀事件幾乎都與設計有關，雖然不完全冠以景觀設計的稱謂。而中國的當代景觀設計就產生在過去十年或者泛十年的城市化進程中，快速城市化促生了中國的當代景觀設計，并同時性地介入到城市化進程中。當代景觀設計產生的重要標志便是設計突破了圍墻的界限，從原有的浸淫園子的設計全面地介入到了城市空間體系當中。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使量的設計資源一下子出現在毫無準備的設計師面前，“景觀設計”作為一個全新的詞匯很快被人們使用，新的設計觀念和方法在發達的媒介交流中被迅速效仿，并相互產生影響。其中設計形式和語言得到最為快速的傳播，而科學的方法卻在高時效性的過程中顯得奢侈而又無力。所以說，中國當代景觀設計的首要變化來自于語言和形式②。
生態性和人性化同樣也被寫進設計說明，并且以圖面的形式得到適度的表達，但在普遍的設計實踐中并沒有得到徹底的運用，對于快餐式的設計，深入的場地調查與科學的方法是一種奢侈的行為。并且，部分景觀事件的決策者對生態和人性化的提倡是一種葉公好龍式的行為，真正的生態與城市美化的策略相去甚遠，中國人發揮概括的智慧將生態等同于綠色，在某種程度上卻走到了生態的反面。從人性化的角度來看，以人為本曾一度成為唱得最響的口號，中國的改革開放被認為是中國新現代紀元的開始，其中最的改變是人性化的釋放，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變得具有個性和多元化。中國公共城市空間在經歷了群體集會的功能之后，轉化為真正的日常生活的場所，但新的城市空間和景觀卻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它承載著新城市的夢想，極力改變現狀的最好方法便是差異性的創造，創造新的氣象是每一個城市進程的終端目標，所以說，真正的宜人的景觀空間遠遠承載不了尺度景觀的夢想，這反向促成了以視覺形式的表達為主要目標的設計。
生態性和人性化的缺失、設計形式和語言的崛起，是過去十年中中國當代景觀設計的普遍特征，中國速度導致中國景觀設計表象的變化，卻沒有促成真正能夠解決中國快速城市化矛盾的方法和實踐的形成，中國當代景觀設計普遍還是成為一種助推中國城市面貌改變的工具，而沒有成為真正科學的介入到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中的實踐。
4、“當代性”探索群體的出現及其實踐
在中國普遍的當代景觀設計實踐的過程中，存在著這樣一個群體，他們以批判、反叛的方式，從對城市化進程中當代整體社會與環境的問題的思考出發，以實踐的方式應對當代城市與自然中的矛盾。在本文的語境中，將之定義為景觀設計“當代性”探索群體。這里的“當代性”探索，一如開篇的思考，即是對綜合的當代社會、環境、自然和文化中存在的尖銳問題做出反應，并將之介入到景觀設計實踐的過程之中，其趨向是時代合理性的目標。
4.1自我認知
自我認知在于理清實踐本身的范圍以及實踐的指向，首先在于對景觀及其相關概念的思考。在中國，景觀在很多時候被做為一個地理學的詞匯運用，同時它也在文學的語境中，作為一個抽象的詞匯來運用，泛指可見的物質空間圖像和不可見的聯系性圖景。《景觀設計：專業、學科與教育》一書的編者導讀將景觀（Landscape）定義為土地及土地上的空間和物體所構成的綜合體。它是復雜的自然過程和人類活動在地上的烙印。并進一步解釋到，景觀是多種功能（過程）的載體，因而可被理解和表現為：風景，視覺審美過程的對象；棲居地，人類生活其中的空間和環境；生態系統，一個具有結構和功能、具有內在和外在聯系的有機系統；符號，一種記載人類過去、表達希望與理想，賴以認同和寄托的語言和精神空間（俞孔堅、李迪華，2003）在當代景觀設計語境中，景觀很少是單指田園風光和園藝栽植——這些傳統的意向。相反，它的運用多元而豐富，蘊含著城市化、基礎設施、策略規劃和圍繞熟悉的自然和環境主題的探索性意念。
建立一個新學科的構想出現在過去十年的教育實踐中，同樣是在《景觀設計：專業、學科與教育》一書中，作者將景觀設計學定義為是一門關于景觀的分析、規劃布局、設計、改造、管理、保護和恢復的科學和藝術，景觀設計學是一門建立在廣泛的自然科學和人文與藝術學科基礎上的應用學科。迄今為止，這是概念引用較為廣泛的著作。俞孔堅在《生存的藝術：定位當代景觀設計學》一文中，詳細剖析了中國景觀設計的綜合背景，梳理了中國景觀實踐的歷史脈絡，提出了中國景觀設計學需要解決的最的問題是廣泛的人地關系的危機，從可持續的角度將中國的景觀設計學定位為“生存的藝術”。
對當代景觀設計的認知在設計師的實踐過程中有著自己的思考，并存在著差異，在《景觀設計》雜志《走向新景觀》專欄的系列設計師訪談中，反映了諸多設計師對當代中國景觀設計的認識。其中，龐偉認為景觀設計學的關懷可以用蒙田的一句話“凡是人類的東西都是我關心的”來概括；劉家琨將景觀設計理解為塑造場所特質的重要手段，從廣義來講建筑也屬于景觀的組成部分，它們的任務都是為人類創造更美好的生存環境；劉濱誼將景觀設計學的工作用“三元論”來概括，一元是關于景觀形態的研究，第二元是關于環境生態的研究和實踐，第三元是研究人對景觀環境的需求；吳鋼則認為從根源上景觀是不需要設計的，或者是沒有景觀設計的需求。當景觀需要被設計時，就說明這個世界開始有問題了。URBANUS都市實踐的劉曉都、孟巖、王輝認為“景觀設計是意識形態的表達”，將景觀理解為造景活動，認為較之于建筑活動，人類的造景活動更有文化色彩。造景活動帶有強烈的主觀性，它是超越了基本生存之外的享受，是人類內在精神在天地之間的釋放。并進而將景觀設計理解為建筑之外的都市填空，關于“造景”和“填空”的觀念與當代景觀設計學的定位有著較的區別，實際上，URBANUS都市實踐的景觀設計實踐超越了他們表述的造景活動的范疇，城市開放空間的塑造承載了量的造景之外的訴求。
4.2有關傳統的討論
任何新事物的出現，總是伴隨著對傳統的思考和辨析。中國當代景觀設計對中國古典園林的思考表現為幾種不同的方式。首先，對中國古典園林審美體系的批判是當代景觀設計反思傳統的重要特征，中國古典園林被中國人作為人工景觀的經典范式，而一貫被冠以國粹的中國古典園林又成為眾對景觀的某種精神寄托，這一審美取向導致了公眾對石頭的迷戀和對古樹的偏好，石頭和古樹進城，這種古典園林元素在時空上的錯位給生態系統帶來了巨的危險。俞孔堅在《生存的藝術》一文中，批判了中國園林的審美體系，他將古典園林的病態美與具備生產性的農業景觀相對照，提出在當代語境中景觀的生態功能和生產功能的重要性，進而將當代景觀設計在生態和能源危機的語境中定義為“生存的藝術”。龐偉則在《花石綱析——中國古典園林辨析》一文中，通過解讀花石綱事件的來龍去脈，將花石綱事件稱為一場個人審美導致的國家浩劫，提醒在當代的語境中必須警醒審美先導所帶來的危機，并映射了當代中國的城市美化運動。對典園林的繼承主要體現在空間結構的轉化上，在中國當代建筑實踐活動中，王澍在其對自宅的設計中關于“園”的理念的運用，在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園的設計中，設計師將中國古典園林中的“園”的理念運用在建筑布局中。董豫贛在《稀釋中式》一文中將他與百子甲壹工作室合作的清水會館解釋為：試圖以中國園林為起點，闡釋發生中國式樣背后的中國文化。在景觀設計實踐中，王向榮的廈門園博園的竹園則在整體意向上實現了古典園林的空間及意境的轉譯。
對傳統的傳統思考不僅僅拘泥于中國精英文化主導之下的中國古典園林，眾對風水的討論遠遠熱過對傳統園林的關注。曾經主導了中國從皇家園囿到平民宅地，從城鎮格局到鄉村肌理的風水，作為一個公共話題多次掀起波瀾，并一度以技法課的形式走進學課堂，引起嘩然。作為遺產研究，王啟亨先生所著的《風水理論研究》一書分析了風水在中國古典建筑和皇家陵園等空間中的運用。俞孔堅的《理想景觀探源——風水的文化意義》一書從現象學和進化的角度闡釋了風水的文化意義。中國國家地理雜志在2006年第一期中發表了《風水》專輯，在一個開放的語境中，將風水的討論與當代城市與自然危機聯系在一起。
鄉土景觀和地方文脈也被認為是傳統景觀的組成部分，對其關注超越了中國古典園林和風水在價值觀上的限制，作為客觀存在的，并與生活和生產密切相關的鄉土景觀被當作研究對象，俞孔堅、王志芳、黃國平的《論鄉土景觀及其對現代景觀設計的意義》一文，探討了鄉土景觀的含義及其對現代景觀設計的意義。《城市環境設計》雜志的2007年第三期發表了《鄉土景觀》專題，俞孔堅的《田的藝術：白話景觀與新鄉土》一文，倡導景觀設計師從田的藝術中吸取營養，創造豐產健康的新鄉土景觀，龐偉的《方言景觀——重新發現地》一文闡述了景觀將重新發現地，并為差異性、文化生態打開通道。王向榮、林菁在《魚塘上的公園與城市新區——2007中國廈門國際園藝博覽會園博園規劃》一文中表達了保留并利用鄉土景觀肌理的理念。
4.3“當代性”理念的出現
作為對當代整體社會、環境、和文化問題的應對，新的景觀設計理念從幾個層面出現，同時這些理念也是景觀設計的幾個顯著的“當代性特征”。
4.3.1生態學的崛起
生態學在實踐層面介入景觀設計，并作為景觀設計的一個基本理論，是過去十年中中國景觀設計發生轉向的重要特征。《哲學走向荒野》是霍爾姆斯·羅爾斯頓所著的有關生態學及其倫理的著作，在此書中，作者闡述了西方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的哲學轉向，從人本哲學轉向生態哲學，并探討了生態倫理。在過去十年中，設計師所關注的對象從人的需求轉化為自然與人的雙重平衡，并試圖在滿足人的基本需求的同時更多地考慮自然的需求。生態學在當代景觀設計語境中表現為以下3個層面的實踐：
生態學方法與技術的介入，生態設計依賴于科學的場地分析和對生態系統的研究，包括生態技術的運用。在某種意義上，生態設計與藝術的表達存在著沖突，美國《景觀設計學》第四版的合著者BarryW.Starke在《人類棲息地、科學和景觀設計》一文中論述了當代景觀設計應該“多一些科學、少一些藝術”的觀點。生態景觀規劃同樣是現代生態學引導下的實踐，俞孔堅主導的“反規劃”理論，引起關注和討論，其核心是景觀安全格局的建立，在城市“正”的規劃之前，首先進行反向的面向生態系統的規劃，從幾個不同安全級別的層面劃定不建設的區域，“反規劃”的出發點是物質城市的彼岸——自然，應對的問題是中國超城市化進程中城市新空間與自然空間及生態系統之間的矛盾。
生態學法則的運用，在實踐層面主要影響的是設計觀念。巴里·康芒納在《封閉的循環》一書中闡述了生態學的四條法則：每一種事物都與別的事物有關；一切事物都必然有其去向；自然界所懂得的是最好的；沒有免費的午餐。這四條原則讓人們重新思考在地上的創造，生態學法則在景觀設計語境中表現為人工元素介入自然空間的方式，其終端表現為“最少介入”，“最少介入”理念以審慎的態度對待現代社會的物質進步，批判過度的設計。吳鋼在其一篇有關“無設計”的訪談中表達了他對環境較少介入甚至不介入的觀點，這是較為極致的表述。在俞孔堅及土人團隊設計的“紅飄帶”中，“最少介入”得到辨析性的運用，這體現了設計觀念、立場與“策略性”。
生態學法則的延伸——對可持續中能源與資源的思考，在當代景觀設計中，其中突出的實踐是將景觀賦予生產功能，將第二自然介入到景觀中，俞孔堅設計的沈陽建筑學稻田景觀與廈門園博園中的蔗園、王澍的象山校園中對農地的保留和校園內普遍種植的燕麥，都市實踐在深圳翠竹公園中對農作物的利用，龐偉和廣州土人團隊在陽朔設計的“建在稻田上的酒店”等實踐體現了景觀設計對能源和資源問題的思考。
4.3.2人性化的釋放
人性化的釋放表現為反精英與平民化觀念的建立，以及人性場所的設計。它批判的是尋常空間的政治化和紀念化。“反精英”主張表現為“平常景觀”③和“方言景觀”④，所謂的平常景觀，就是運用尋常的材料建立尋常的空間場所，這些尋常的元素來源于民間生活的空間，拒絕展示性，突出實用性和平常性。而方言景觀則試圖保留地域文脈的多樣性，就像保留方言這種非物質文化形式一樣。
對平民化的關注源自普遍的城市開放空間從紀念性向實用性的轉向。劉曉都、孟巖、王輝在《景觀設計是意識形態的表述》一文中談到都市實踐的“都市填空”計劃的目標之一是針對當代城市政治空間，如何用景觀設計的手段使之平民化。俞孔堅等所著的《人民廣場（都江堰廣場案例）》一書解讀了景觀設計如何使城市廣場成為市民尋常生活的參與空間。
對人性化的關注還表現為人性場所的設計，這依賴量的調查、分析以及經驗，表現為在空間尺度與結構的把握，場地色彩、微氣候的營造，以及行走、逗留空間的設計，還包括不同人群的偏好和針對弱勢人群的關照，及針對殘疾人的無障礙設計等等，馬特·斯魯格先生在多篇文章中批評了中國的盲道設計，并警示如果盲人依賴于中國的盲道系統，有可能失去生命。
4.3.3當代藝術的介入
“當代藝術”無固定形態，不僅僅作為一種形式存在，當代藝術創作同時也體現了一種觀察和理解并反映當代問題的行為，當代藝術的創作以不拘泥于特定的藝術創作群體，同時也存在于設計師的實踐過程，也即當代藝術介入空間的過程。對景觀設計而言，當代藝術承載了文化的附加和意義的表達，這與以理性為主導的現代主義特征有著巨的差別，所以說，當代藝術介入到景觀設計當中，是當代景觀設計實踐回應后現代主義文化語境的復雜性和矛盾性的手段。當代藝術介入到景觀設計中的同時，介入到了日常生活，體現了當代藝術生活化的特點。
當代藝術介入到景觀設計中，一方面改變了單一的中國園林美學的古典范式，同時又在當代景觀設計吸收現代主義運動營養的同時，以后現代主義的豐富性和多元化為表達要義，這使得當代景觀設計具有了極的創作自由度。
試圖清晰地描述中國過去10年中發生的當代景觀設計面貌是困難的，我們身處其中，同時，我們的觀點又受到立場和偏好的左右。面對中國過去十年中巨變的景觀洪流，本文對限定了的“中國當代景觀設計探索”的表述顯得微乎其微，本文所關注的那些對我們觀念構成沖擊的實踐，較之城市化進程中整體物質空間的改變，力量是弱小的。
世界的多變和后現代主義文化語境中的多元性時刻在焚毀著合理性和標準化，繼集體現代主義的瓦解之后，當代設計不再朝一個方向進發，中國過去十年中普遍的景觀設計實踐，似乎是對混亂的后現代主義文化語境最好的回應，在城市躍進的過程中，中國普遍的景觀設計極盡豐富、混亂、混搭之特征，這同樣產生了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而這種“質”存在于羅伯特·文丘里的《向拉斯維加斯學習》一文的語境中，即反精英式的平民化的歡騰，如果將中國普遍性的景觀設計理解為一種自發的對環境改造的行為，而由這種行為主導之下產生的空間，又被人們樂于使用，那么來自于較小的專業語境中的受特定觀念指引的批評和評論是蒼白的。這一點，在簡·雅各布斯的《城市的死與生》一書中有較好的例證，雅各布斯從城市平民的角度出發，從觀察和經驗的視角來評析城市的結構，給人們描述了具有生命力的安全城市形態，從雅各布斯的視角來看待中國城市躍進中產生的城市景觀空間，可能會得到不同的結果，從豐富和混亂中解析出活力和人性。
而本文所關注的那些攜帶著清晰的觀念，直面尖銳的當代問題的設計實踐，會形成一個與普遍性的中國當代景觀設計有著距離，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立的語境，這會失去以低姿態和深入其中為特征的雅各布斯式的觀察視角。本文攝取的被特別關注的小眾的實踐，在過去十年中的景觀設計中不具有普遍性，它以對立和反叛的姿態審視這股洪流，并做出反應。怎樣看待中國景觀設計的“當代性”？所有發生在當代的景觀設計行為和由此產生的結果都具有強烈的當代性，就連“當代”這個詞匯也是一個模糊的無明確前后時間點的一個概念。本文的“當代性”是指那些能夠針對當代中國突出的矛盾而作出反應的行為的特征，同時，又帶有時代合理性的暗示，而這一合理性被認為涵蓋了普遍意義上的有效性以及作為重要性的意義這兩點①。
下文將圖景和中國當代景觀設計的產生及其普遍性特征作為背景，探討當代景觀設計觀念和實踐的特征。
2、圖景：巨變的景觀及危機
用巨變來描述中國過去十年的景觀變遷雖然帶有修辭上的夸張，但仍然難以表達這一過程對中國物質空間造成的深遠影響。中國經濟發展所積聚的部分財富在過去十年中迅速轉化為物質空間，這一度使世界范圍內的設計師對中國設計市場趨之若鶩。
中國過去十年中的景觀巨變，體現為舊城市空間的消解與演替、新城市空間的積聚、城市化波及的鄉村空間格局的變化，以及因資源的索取而導致的部分自然空間體系的破裂，同時包含著工業生產和人們生活所形成的對環境的污染。在過去十年中，城市的開放空間和綠色空間實現了快速的量變，以膨脹的姿態滲透到我們的生活當中，但作為綜合的城市基礎設施，未經積累和沉淀，幾乎在一夜之間浮現出來的城市空間缺乏系統性，一方面缺乏對人性化的關照，另一方面缺乏基本的生態性；作為一種文化的產物，多以混搭的形式和錯位的主題表達出現，同時存在著審美上的混亂和拙劣。宏尺度和堆砌，對華麗和奢華的追求是其典型的特征，展示性是其第一要訣。這與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時效性有著密切的聯系，在過去十年中，城市化進程舞臺的兩個主角——城市開放空間和居住區環境，對中國城市面貌的改變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超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速度，促生了時效性強、見效快的城市美化運動。而房地產開發中的重要環節，房產交易更要求效率，居住環境的景觀視覺效果是促成產品交易的良藥，尋找瞬時視覺震撼和展示性是地產開發商不變的追求。
量新空間在短時間內爆炸式的出現實際上積聚了巨的能量，這種能量實現從自然到城市空間的轉換。物質堆砌背后的主要危機是生態性的缺失和可持續的憂患，一方面城市空間的人本合理性有待檢驗，另一方面這些新的景觀缺乏生態過程的生產性和循環性，同時巨的維護成本又持續地耗費著能源和資源。就算有些空間被人們樂于使用，我們同樣要警醒平民式的歡騰和集體主義式的自信背后所隱含的危險。中國超城市化過程中新形成的城市景觀背后存在著人本主義的缺陷，存在著文化上的錯位和缺失，但最的危機是生態的危機。可持續發展這枚硬幣的兩面——需求與能源雖然是永遠不可協調的矛盾，但景觀這個事物本可以具有一定的自我循環和生產功能，卻不幸淪為視覺展示的工具。
3、當代景觀設計的產生極其普遍性特征
在以上描述的中國過去十年中景觀巨變的過程中，究竟有多少設計的行為介入到了其中？除生產過程和生活過程所造成的景觀改變，與城市化進程有關的景觀事件幾乎都與設計有關，雖然不完全冠以景觀設計的稱謂。而中國的當代景觀設計就產生在過去十年或者泛十年的城市化進程中，快速城市化促生了中國的當代景觀設計，并同時性地介入到城市化進程中。當代景觀設計產生的重要標志便是設計突破了圍墻的界限，從原有的浸淫園子的設計全面地介入到了城市空間體系當中。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使量的設計資源一下子出現在毫無準備的設計師面前，“景觀設計”作為一個全新的詞匯很快被人們使用，新的設計觀念和方法在發達的媒介交流中被迅速效仿，并相互產生影響。其中設計形式和語言得到最為快速的傳播，而科學的方法卻在高時效性的過程中顯得奢侈而又無力。所以說，中國當代景觀設計的首要變化來自于語言和形式②。
生態性和人性化同樣也被寫進設計說明，并且以圖面的形式得到適度的表達，但在普遍的設計實踐中并沒有得到徹底的運用，對于快餐式的設計，深入的場地調查與科學的方法是一種奢侈的行為。并且，部分景觀事件的決策者對生態和人性化的提倡是一種葉公好龍式的行為，真正的生態與城市美化的策略相去甚遠，中國人發揮概括的智慧將生態等同于綠色，在某種程度上卻走到了生態的反面。從人性化的角度來看，以人為本曾一度成為唱得最響的口號，中國的改革開放被認為是中國新現代紀元的開始，其中最的改變是人性化的釋放，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變得具有個性和多元化。中國公共城市空間在經歷了群體集會的功能之后，轉化為真正的日常生活的場所，但新的城市空間和景觀卻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它承載著新城市的夢想，極力改變現狀的最好方法便是差異性的創造，創造新的氣象是每一個城市進程的終端目標，所以說，真正的宜人的景觀空間遠遠承載不了尺度景觀的夢想，這反向促成了以視覺形式的表達為主要目標的設計。
生態性和人性化的缺失、設計形式和語言的崛起，是過去十年中中國當代景觀設計的普遍特征，中國速度導致中國景觀設計表象的變化，卻沒有促成真正能夠解決中國快速城市化矛盾的方法和實踐的形成，中國當代景觀設計普遍還是成為一種助推中國城市面貌改變的工具，而沒有成為真正科學的介入到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中的實踐。
4、“當代性”探索群體的出現及其實踐
在中國普遍的當代景觀設計實踐的過程中，存在著這樣一個群體，他們以批判、反叛的方式，從對城市化進程中當代整體社會與環境的問題的思考出發，以實踐的方式應對當代城市與自然中的矛盾。在本文的語境中，將之定義為景觀設計“當代性”探索群體。這里的“當代性”探索，一如開篇的思考，即是對綜合的當代社會、環境、自然和文化中存在的尖銳問題做出反應，并將之介入到景觀設計實踐的過程之中，其趨向是時代合理性的目標。
4.1自我認知
自我認知在于理清實踐本身的范圍以及實踐的指向，首先在于對景觀及其相關概念的思考。在中國，景觀在很多時候被做為一個地理學的詞匯運用，同時它也在文學的語境中，作為一個抽象的詞匯來運用，泛指可見的物質空間圖像和不可見的聯系性圖景。《景觀設計：專業、學科與教育》一書的編者導讀將景觀（Landscape）定義為土地及土地上的空間和物體所構成的綜合體。它是復雜的自然過程和人類活動在地上的烙印。并進一步解釋到，景觀是多種功能（過程）的載體，因而可被理解和表現為：風景，視覺審美過程的對象；棲居地，人類生活其中的空間和環境；生態系統，一個具有結構和功能、具有內在和外在聯系的有機系統；符號，一種記載人類過去、表達希望與理想，賴以認同和寄托的語言和精神空間（俞孔堅、李迪華，2003）在當代景觀設計語境中，景觀很少是單指田園風光和園藝栽植——這些傳統的意向。相反，它的運用多元而豐富，蘊含著城市化、基礎設施、策略規劃和圍繞熟悉的自然和環境主題的探索性意念。
建立一個新學科的構想出現在過去十年的教育實踐中，同樣是在《景觀設計：專業、學科與教育》一書中，作者將景觀設計學定義為是一門關于景觀的分析、規劃布局、設計、改造、管理、保護和恢復的科學和藝術，景觀設計學是一門建立在廣泛的自然科學和人文與藝術學科基礎上的應用學科。迄今為止，這是概念引用較為廣泛的著作。俞孔堅在《生存的藝術：定位當代景觀設計學》一文中，詳細剖析了中國景觀設計的綜合背景，梳理了中國景觀實踐的歷史脈絡，提出了中國景觀設計學需要解決的最的問題是廣泛的人地關系的危機，從可持續的角度將中國的景觀設計學定位為“生存的藝術”。
對當代景觀設計的認知在設計師的實踐過程中有著自己的思考，并存在著差異，在《景觀設計》雜志《走向新景觀》專欄的系列設計師訪談中，反映了諸多設計師對當代中國景觀設計的認識。其中，龐偉認為景觀設計學的關懷可以用蒙田的一句話“凡是人類的東西都是我關心的”來概括；劉家琨將景觀設計理解為塑造場所特質的重要手段，從廣義來講建筑也屬于景觀的組成部分，它們的任務都是為人類創造更美好的生存環境；劉濱誼將景觀設計學的工作用“三元論”來概括，一元是關于景觀形態的研究，第二元是關于環境生態的研究和實踐，第三元是研究人對景觀環境的需求；吳鋼則認為從根源上景觀是不需要設計的，或者是沒有景觀設計的需求。當景觀需要被設計時，就說明這個世界開始有問題了。URBANUS都市實踐的劉曉都、孟巖、王輝認為“景觀設計是意識形態的表達”，將景觀理解為造景活動，認為較之于建筑活動，人類的造景活動更有文化色彩。造景活動帶有強烈的主觀性，它是超越了基本生存之外的享受，是人類內在精神在天地之間的釋放。并進而將景觀設計理解為建筑之外的都市填空，關于“造景”和“填空”的觀念與當代景觀設計學的定位有著較的區別，實際上，URBANUS都市實踐的景觀設計實踐超越了他們表述的造景活動的范疇，城市開放空間的塑造承載了量的造景之外的訴求。
4.2有關傳統的討論
任何新事物的出現，總是伴隨著對傳統的思考和辨析。中國當代景觀設計對中國古典園林的思考表現為幾種不同的方式。首先，對中國古典園林審美體系的批判是當代景觀設計反思傳統的重要特征，中國古典園林被中國人作為人工景觀的經典范式，而一貫被冠以國粹的中國古典園林又成為眾對景觀的某種精神寄托，這一審美取向導致了公眾對石頭的迷戀和對古樹的偏好，石頭和古樹進城，這種古典園林元素在時空上的錯位給生態系統帶來了巨的危險。俞孔堅在《生存的藝術》一文中，批判了中國園林的審美體系，他將古典園林的病態美與具備生產性的農業景觀相對照，提出在當代語境中景觀的生態功能和生產功能的重要性，進而將當代景觀設計在生態和能源危機的語境中定義為“生存的藝術”。龐偉則在《花石綱析——中國古典園林辨析》一文中，通過解讀花石綱事件的來龍去脈，將花石綱事件稱為一場個人審美導致的國家浩劫，提醒在當代的語境中必須警醒審美先導所帶來的危機，并映射了當代中國的城市美化運動。對典園林的繼承主要體現在空間結構的轉化上，在中國當代建筑實踐活動中，王澍在其對自宅的設計中關于“園”的理念的運用，在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園的設計中，設計師將中國古典園林中的“園”的理念運用在建筑布局中。董豫贛在《稀釋中式》一文中將他與百子甲壹工作室合作的清水會館解釋為：試圖以中國園林為起點，闡釋發生中國式樣背后的中國文化。在景觀設計實踐中，王向榮的廈門園博園的竹園則在整體意向上實現了古典園林的空間及意境的轉譯。
對傳統的傳統思考不僅僅拘泥于中國精英文化主導之下的中國古典園林，眾對風水的討論遠遠熱過對傳統園林的關注。曾經主導了中國從皇家園囿到平民宅地，從城鎮格局到鄉村肌理的風水，作為一個公共話題多次掀起波瀾，并一度以技法課的形式走進學課堂，引起嘩然。作為遺產研究，王啟亨先生所著的《風水理論研究》一書分析了風水在中國古典建筑和皇家陵園等空間中的運用。俞孔堅的《理想景觀探源——風水的文化意義》一書從現象學和進化的角度闡釋了風水的文化意義。中國國家地理雜志在2006年第一期中發表了《風水》專輯，在一個開放的語境中，將風水的討論與當代城市與自然危機聯系在一起。
鄉土景觀和地方文脈也被認為是傳統景觀的組成部分，對其關注超越了中國古典園林和風水在價值觀上的限制，作為客觀存在的，并與生活和生產密切相關的鄉土景觀被當作研究對象，俞孔堅、王志芳、黃國平的《論鄉土景觀及其對現代景觀設計的意義》一文，探討了鄉土景觀的含義及其對現代景觀設計的意義。《城市環境設計》雜志的2007年第三期發表了《鄉土景觀》專題，俞孔堅的《田的藝術：白話景觀與新鄉土》一文，倡導景觀設計師從田的藝術中吸取營養，創造豐產健康的新鄉土景觀，龐偉的《方言景觀——重新發現地》一文闡述了景觀將重新發現地，并為差異性、文化生態打開通道。王向榮、林菁在《魚塘上的公園與城市新區——2007中國廈門國際園藝博覽會園博園規劃》一文中表達了保留并利用鄉土景觀肌理的理念。
4.3“當代性”理念的出現
作為對當代整體社會、環境、和文化問題的應對，新的景觀設計理念從幾個層面出現，同時這些理念也是景觀設計的幾個顯著的“當代性特征”。
4.3.1生態學的崛起
生態學在實踐層面介入景觀設計，并作為景觀設計的一個基本理論，是過去十年中中國景觀設計發生轉向的重要特征。《哲學走向荒野》是霍爾姆斯·羅爾斯頓所著的有關生態學及其倫理的著作，在此書中，作者闡述了西方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的哲學轉向，從人本哲學轉向生態哲學，并探討了生態倫理。在過去十年中，設計師所關注的對象從人的需求轉化為自然與人的雙重平衡，并試圖在滿足人的基本需求的同時更多地考慮自然的需求。生態學在當代景觀設計語境中表現為以下3個層面的實踐：
生態學方法與技術的介入，生態設計依賴于科學的場地分析和對生態系統的研究，包括生態技術的運用。在某種意義上，生態設計與藝術的表達存在著沖突，美國《景觀設計學》第四版的合著者BarryW.Starke在《人類棲息地、科學和景觀設計》一文中論述了當代景觀設計應該“多一些科學、少一些藝術”的觀點。生態景觀規劃同樣是現代生態學引導下的實踐，俞孔堅主導的“反規劃”理論，引起關注和討論，其核心是景觀安全格局的建立，在城市“正”的規劃之前，首先進行反向的面向生態系統的規劃，從幾個不同安全級別的層面劃定不建設的區域，“反規劃”的出發點是物質城市的彼岸——自然，應對的問題是中國超城市化進程中城市新空間與自然空間及生態系統之間的矛盾。
生態學法則的運用，在實踐層面主要影響的是設計觀念。巴里·康芒納在《封閉的循環》一書中闡述了生態學的四條法則：每一種事物都與別的事物有關；一切事物都必然有其去向；自然界所懂得的是最好的；沒有免費的午餐。這四條原則讓人們重新思考在地上的創造，生態學法則在景觀設計語境中表現為人工元素介入自然空間的方式，其終端表現為“最少介入”，“最少介入”理念以審慎的態度對待現代社會的物質進步，批判過度的設計。吳鋼在其一篇有關“無設計”的訪談中表達了他對環境較少介入甚至不介入的觀點，這是較為極致的表述。在俞孔堅及土人團隊設計的“紅飄帶”中，“最少介入”得到辨析性的運用，這體現了設計觀念、立場與“策略性”。
生態學法則的延伸——對可持續中能源與資源的思考，在當代景觀設計中，其中突出的實踐是將景觀賦予生產功能，將第二自然介入到景觀中，俞孔堅設計的沈陽建筑學稻田景觀與廈門園博園中的蔗園、王澍的象山校園中對農地的保留和校園內普遍種植的燕麥，都市實踐在深圳翠竹公園中對農作物的利用，龐偉和廣州土人團隊在陽朔設計的“建在稻田上的酒店”等實踐體現了景觀設計對能源和資源問題的思考。
4.3.2人性化的釋放
人性化的釋放表現為反精英與平民化觀念的建立，以及人性場所的設計。它批判的是尋常空間的政治化和紀念化。“反精英”主張表現為“平常景觀”③和“方言景觀”④，所謂的平常景觀，就是運用尋常的材料建立尋常的空間場所，這些尋常的元素來源于民間生活的空間，拒絕展示性，突出實用性和平常性。而方言景觀則試圖保留地域文脈的多樣性，就像保留方言這種非物質文化形式一樣。
對平民化的關注源自普遍的城市開放空間從紀念性向實用性的轉向。劉曉都、孟巖、王輝在《景觀設計是意識形態的表述》一文中談到都市實踐的“都市填空”計劃的目標之一是針對當代城市政治空間，如何用景觀設計的手段使之平民化。俞孔堅等所著的《人民廣場（都江堰廣場案例）》一書解讀了景觀設計如何使城市廣場成為市民尋常生活的參與空間。
對人性化的關注還表現為人性場所的設計，這依賴量的調查、分析以及經驗，表現為在空間尺度與結構的把握，場地色彩、微氣候的營造，以及行走、逗留空間的設計，還包括不同人群的偏好和針對弱勢人群的關照，及針對殘疾人的無障礙設計等等，馬特·斯魯格先生在多篇文章中批評了中國的盲道設計，并警示如果盲人依賴于中國的盲道系統，有可能失去生命。
4.3.3當代藝術的介入
“當代藝術”無固定形態，不僅僅作為一種形式存在，當代藝術創作同時也體現了一種觀察和理解并反映當代問題的行為，當代藝術的創作以不拘泥于特定的藝術創作群體，同時也存在于設計師的實踐過程，也即當代藝術介入空間的過程。對景觀設計而言，當代藝術承載了文化的附加和意義的表達，這與以理性為主導的現代主義特征有著巨的差別，所以說，當代藝術介入到景觀設計當中，是當代景觀設計實踐回應后現代主義文化語境的復雜性和矛盾性的手段。當代藝術介入到景觀設計中的同時，介入到了日常生活，體現了當代藝術生活化的特點。
當代藝術介入到景觀設計中，一方面改變了單一的中國園林美學的古典范式，同時又在當代景觀設計吸收現代主義運動營養的同時，以后現代主義的豐富性和多元化為表達要義，這使得當代景觀設計具有了極的創作自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