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解決儲蓄失衡需要綜合藥方
發布時間：2011-10-22 共1頁
不能僅靠調整匯率來調整儲蓄率
實施一攬子綜合性調整與改革努力爭取在中期見效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10日表示，中國政府降低儲蓄率的意圖是明確的，但采取怎樣的措施仍需深入研究。降低儲蓄率需要綜合藥方，需要從經濟增長模式、產業結構、價格體系等多方入手，實施一攬子綜合性調整與改革。他還表示，應加強對國際投機資本流動的監管，引導高儲蓄率國家將儲蓄盈余引向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并繼續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
周小川是在10日召開的馬來西亞央行高級研討會上作出上述表示的。他在題為《關于儲蓄率問題的若干觀察與分析》的發言中指出，不能僅靠調整匯率來調整儲蓄率；美國儲蓄率低與中國高儲蓄率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因果關系；認為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是導致儲蓄率高的原因這一觀點并沒有太多的統計和實證支持。
周小川說，首先，解決儲蓄失衡問題，需要綜合藥方。東亞國家降低儲蓄率也需要從經濟增長模式、產業結構、價格體系等多方入手，實施一攬子綜合性調整與改革，努力爭取在中期見效。當然，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也是這個藥方的一部分。
他強調，中國政府在此次危機應對和經濟調整中，特別注重擴內需，通過擴消費內需來豐富和強化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出臺的4萬億元的經濟刺激計劃規模在全球位居前列，且以純支出型政策為主，同時注重加強民生項目，努力促進城鄉就業，注重增加農村地區和弱勢群體的收入。
其次，各國和國際組織要加強合作，應加強對國際投機資本流動的監管。
國際組織和有關國家應該幫助發展中國家建立嚴密的預警體系，防止掠奪性投機沖擊。并且加強國際合作，完善救援機制。在新興市場出現短暫性國際收支危機的時候，國際救援措施應該迅速，附加條件應適當減少，這樣才能使新興市場國家有安全感。從國家層面講，這將會鼓勵這些國家減少外匯儲蓄，擴內需。
再次，應采取適當措施，引導儲蓄盈余更多地流向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周小川認為，全球范圍內的儲蓄不平衡仍會在今后一段時期內存在，這是客觀事實。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使儲蓄合理流動，如何在全球范圍內提高配置效率。為此，可以考慮把儲蓄盈余更多地引向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因為這些經濟體是未來全球經濟中的高成長點，其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低，但缺乏發展的必需資金。
最后，應繼續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應加強對主要儲備貨幣國家經濟金融政策監督，同時提升特別提款權的地位和作用，在長期內穩步推動國際貨幣體系向多元化發展。
周小川還表示，從統計上看，匯率與儲蓄率存在一定相關關系，但相關系數不高且統計檢驗也不夠顯著，似乎不能僅靠調整匯率來調整儲蓄率。儲蓄率高低還與很多因素有關，其中，民族傳統、文化特征、家庭結構、人口、社會保障體制等因素都不是短期內能夠改變的，即便政策有效也要用很長的時間才能看到。
他指出，美國本輪的低儲蓄、高消費始于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而東亞國家的儲蓄率則是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才開始有所提高，中國儲蓄率的上升更是在2002年以后，時間分布上的差異，可以說明兩者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因果關系。
周小川稱，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是導致儲蓄率高的原因，這從邏輯上推理是對的，但并沒有太多的統計和實證支持。認為社保體系不健全導致高儲蓄率有一個假定，即人是理性的，在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健全的情況下，人們會事先通過增加儲蓄的方式來預防未來的醫療、養老等需求，但實際上這個假定并不一定成立。
他還指出，從企業儲蓄占GDP的比重看，中國在全球范圍內已處于高水平。這一現象與中國經濟轉軌過程中未能充分解決企業成本/利潤扭曲問題有關。中國雖然陸續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有些領域的改革尚不夠到位。有經濟學家認為，目前民營、私營企業已經市場化了，成本也已經真實化了。但政府機構體系沒有納入社會化管理，改革尚未取得重突破；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企業的改革雖取得較進展，但由于成本因素不確定，貨幣化程度不夠，也會影響儲蓄率的調整。當前應當加快政府部門的改革和政府職能的轉化。
實施一攬子綜合性調整與改革努力爭取在中期見效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10日表示，中國政府降低儲蓄率的意圖是明確的，但采取怎樣的措施仍需深入研究。降低儲蓄率需要綜合藥方，需要從經濟增長模式、產業結構、價格體系等多方入手，實施一攬子綜合性調整與改革。他還表示，應加強對國際投機資本流動的監管，引導高儲蓄率國家將儲蓄盈余引向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并繼續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
周小川是在10日召開的馬來西亞央行高級研討會上作出上述表示的。他在題為《關于儲蓄率問題的若干觀察與分析》的發言中指出，不能僅靠調整匯率來調整儲蓄率；美國儲蓄率低與中國高儲蓄率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因果關系；認為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是導致儲蓄率高的原因這一觀點并沒有太多的統計和實證支持。
周小川說，首先，解決儲蓄失衡問題，需要綜合藥方。東亞國家降低儲蓄率也需要從經濟增長模式、產業結構、價格體系等多方入手，實施一攬子綜合性調整與改革，努力爭取在中期見效。當然，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也是這個藥方的一部分。
他強調，中國政府在此次危機應對和經濟調整中，特別注重擴內需，通過擴消費內需來豐富和強化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出臺的4萬億元的經濟刺激計劃規模在全球位居前列，且以純支出型政策為主，同時注重加強民生項目，努力促進城鄉就業，注重增加農村地區和弱勢群體的收入。
其次，各國和國際組織要加強合作，應加強對國際投機資本流動的監管。
國際組織和有關國家應該幫助發展中國家建立嚴密的預警體系，防止掠奪性投機沖擊。并且加強國際合作，完善救援機制。在新興市場出現短暫性國際收支危機的時候，國際救援措施應該迅速，附加條件應適當減少，這樣才能使新興市場國家有安全感。從國家層面講，這將會鼓勵這些國家減少外匯儲蓄，擴內需。
再次，應采取適當措施，引導儲蓄盈余更多地流向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周小川認為，全球范圍內的儲蓄不平衡仍會在今后一段時期內存在，這是客觀事實。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使儲蓄合理流動，如何在全球范圍內提高配置效率。為此，可以考慮把儲蓄盈余更多地引向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因為這些經濟體是未來全球經濟中的高成長點，其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低，但缺乏發展的必需資金。
最后，應繼續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應加強對主要儲備貨幣國家經濟金融政策監督，同時提升特別提款權的地位和作用，在長期內穩步推動國際貨幣體系向多元化發展。
周小川還表示，從統計上看，匯率與儲蓄率存在一定相關關系，但相關系數不高且統計檢驗也不夠顯著，似乎不能僅靠調整匯率來調整儲蓄率。儲蓄率高低還與很多因素有關，其中，民族傳統、文化特征、家庭結構、人口、社會保障體制等因素都不是短期內能夠改變的，即便政策有效也要用很長的時間才能看到。
他指出，美國本輪的低儲蓄、高消費始于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而東亞國家的儲蓄率則是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才開始有所提高，中國儲蓄率的上升更是在2002年以后，時間分布上的差異，可以說明兩者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因果關系。
周小川稱，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是導致儲蓄率高的原因，這從邏輯上推理是對的，但并沒有太多的統計和實證支持。認為社保體系不健全導致高儲蓄率有一個假定，即人是理性的，在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健全的情況下，人們會事先通過增加儲蓄的方式來預防未來的醫療、養老等需求，但實際上這個假定并不一定成立。
他還指出，從企業儲蓄占GDP的比重看，中國在全球范圍內已處于高水平。這一現象與中國經濟轉軌過程中未能充分解決企業成本/利潤扭曲問題有關。中國雖然陸續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有些領域的改革尚不夠到位。有經濟學家認為，目前民營、私營企業已經市場化了，成本也已經真實化了。但政府機構體系沒有納入社會化管理，改革尚未取得重突破；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企業的改革雖取得較進展，但由于成本因素不確定，貨幣化程度不夠，也會影響儲蓄率的調整。當前應當加快政府部門的改革和政府職能的轉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