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0-01-14 共2頁
2.3“反規劃”
在研究中我們認識到,導致系統性的中國城市生態與環境危機的主要根源之一,是現行規劃方法論和規劃體制,就必須對以“人口-規模-性質”為導向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物質空間規劃方法論進行全面的反思。現有城市與區域發展規劃方法(即“人口-性質-布局”模式),并不能使具有綜合服務功能的生態基礎設施得以實施,生態與和諧的理想很難在舊的發展規劃模式下實現,為此,我們提出“反規劃”途徑,并實踐了從“逆”的規劃方法和“負”的規劃成果入手,通過建立生態基礎設施,引導和定義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空間發展。該途徑強調:
(1)一種“逆”的規劃程序——首先以生命土地的健康、安全的名義,以持久的公共利益的名義,而不是從眼前的開發商的利益和發展的需要出發,來做城市和區域的土地規劃。
(2)“負”的規劃成果——顛倒城市建設與非建設區域的圖底關系,在規劃成果上體現的是一個強制性的不發展區域及其類型和控制的強度,構成城市的限制和引導性格局,而把發展區域作為可變化的“圖”,留給市場去完善。這個限制性格局同時定義了可建設用地的空間,是支持城市空間形態的框架。它不是簡單的“留白”或僅僅是不建設區,而是生命土地完整的、關鍵性結構。
(3)綜合的解決途徑:“反規劃”途徑試圖通過建立生態基礎設施——一種保障自然和人文過程安全和健康的景觀安全格局——綜合而全面地解決國土生態安全問題、城市生態、特色以及形態問題。
經過多年的研究,我們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可操作的方法和量案例。“反規劃”是中國版的景觀都市主義(Landscapeurbanism),也是中國當前生態規劃的可操作途徑。“反規劃”
一經發表,便在城市與國土規劃,文物保護和環境保護領域引起強烈反響。出現兩種完全不同的評論,并引起規劃界一些“權威”的強烈抵制和封鎖。而另一方面,我們卻看到“反規劃”得到許多地方和部門的廣泛歡迎,看到北京的總體規劃始于“反規劃”,深圳張旗鼓進行“反規劃”,還有臺州、東營、菏澤等城市的領導,都在“反規劃”中找到了走出傳統規劃死胡同的路徑。在由發改委主持的中國主體功能區的規劃中,我們同樣看到“反規劃”所起的作用。近幾年來,建設部從《城市規劃編制方法修編》到《城市規劃法》的修改,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反規劃”思想的影響。最近國土部門的土地利用規劃也在認真汲取“反規劃”的一些思想和方法。“反規劃”宣告了:是景觀而非建筑,將決定城市的發展形態和特色;是生態過程和格局,而非人口與社會經濟的預測和假設,應該并終將決定城市的空間發展和布局。
2.4生存的藝術及對傳統園林的批判在研究中我們認識到,千百年以來,我們的先民不斷地和自然界作較量與調和,以獲得生存的權利,這便是景觀設計學的核心,是一種生存的藝術。而這門“生存的藝術”,在中國和世界上,長期以來卻被上層文化中的所謂造園術掩蓋了、閹割了。雖然造園藝術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地關系,但那是片面的,很多甚至是虛假的。因此,要確立景觀設計學作為生存藝術,必須撥開云霧見太陽,必須從批判和揭露封建士夫的傳統園林開始。為此,從1997年回國開始,我對所謂園林“國粹”寫了一系列的批判性文章,并同時對中國過去幾十年的城市園林綠化誤區進行了揭露。這種揭露體現在包括對圓明園防滲工程的批判中。傳統園林的審美觀和價值觀是當代中國城市環境建設、城市化妝運動等種種誤區的重要根源,是新文化思想運動必須、卻沒有能掃除的封建殘余。這些批判也為當今某些視中國古典園林為國粹的遺老遺少們所不容,甚至挾風景園林學會名義,發布紅頭文件,對我于2006年在國際IFLA會和ASLA年會的主旨報告潑污水,扣帽子。實際上他們在很程度上誤讀和歪曲了我的立場和觀點。我的立場是:傳統園林是一份寶貴的遺產,切勿以繼承和發揚祖國優秀傳統的名義,賦予遺產以解決當代中國所必須面對的環境問題的重要使命,中國需要新的園林,甚至新的學科,這門新的學科,即景觀設計學。它在中國另一種傳統中找到其源頭,這種優秀的傳統是關于人與土地關系的生存的科學與藝術,而不是帝王士夫的消遣藝術。這種生存藝術的傳統是中國地之所以充滿詩情畫意的真實基礎,是豐產的、安全的、美麗而健康的“桃花源”的基礎。
在當代中國,人與自然的平衡再一次被打破,農業時代的“桃花源”將隨之消失,中華民族的生存再一次面臨危機,包括環境與生態危機、文化身份喪失的危機和精神家園遺失的危機。這也正是景觀設計學面臨的前所未有的機遇,景觀設計學應該重拾其作為“生存的藝術”的本來面目,在創建新的“桃花源”的過程中擔負起重要的責任。為了能勝任這個角色,景觀設計學必須徹底拋棄造園藝術的虛偽和空洞,重歸真實的、協調人地關系的“生存藝術”;它必須在真實的人地關系中、在尋常和日常中定位并發展自己,而不迷失在虛幻的“園林”中;在空間上,它必須通過“反規劃”來構建生態基礎設施,來引導城市發展,保護生態和文化遺產,重建天地-人-神的和諧。正像古代的“風水”格局維護地自然過程的健康和安全一樣,當代中華民族的生存,依賴與建立在一個能維護生態過程安全與健康的生態基礎設施之上,這因此也將是當代景觀設計學的核心內容。
2.5批判城市化妝運動,倡導足下文化與野草之美在研究中我們認識到,中國城市之所以貪求洋之風盛行、景觀庸俗堆砌,根源在于小農意識、暴發戶意識和封建極權意識之積垢。不掃除這種積垢,高品位的城市景觀就不可能形成,節約型的生態城市就與中國無緣,廣鄉村的鄉土文化景觀和鄉土自然景觀也將得不到保護,中國的人地關系危機將不可能解決。我們的城市、建筑和景觀,如同當年胡適批判過的文言文一樣,充斥著“異常的景觀”或稱之為景觀的文言文。它們言之無物,無病而呻;遠離生活、遠離民眾,遠離城市的基本功能需要;它們不但模仿古人,更好模仿古代洋人和現代帝國洋人。看那些遠離土地且遠離生活的、虛偽而空洞的、所謂“詩情畫意”的仿古園林,交配西方巴洛克的腐朽基因,附會以古羅馬廢墟和圓明園廢墟的亡靈,再施以各種庸俗不堪的、花枝招展的化妝之能事,便生出了一個個中國當代城市景觀的怪胎。而要掃除封建積垢,創造當代中國的景觀和城市,就必須將新文化思想運動進行到底,徹底批判兩千年來的封建意識形態,在專業上要批判帝王和封建士夫的傳統造園思想,倡導足下文化與野草之美,回到土地,回到平常,回到真實的人地關系中,創造新中國的新鄉土。這種新鄉土是源于中國這方土地的、滿足當代中國人需要的、能用當代技術與材料、最有效地解決當代中國所面臨的生態與環境問題、能源與資源問題,也就是中國人的持續生存與生活問題的新景觀。
2.6鄉土文化景觀與工業遺產也是基于對鄉土景觀和白話景觀的認識,我們開展了鄉土文化景觀的研究,并從中學習。我開始發現鄉土景觀魅力的是20年前的“風水”研究。在很程度上,“風水”是一種鄉土景觀,它不同于士夫和皇家的建筑和景觀,深層的含義乃是其生存的藝術。為此,我從人類系統發育過程中的生存經驗和民族發展的文化生態經驗兩個層面,對“風水”模式的深層含義進行了揭示,提出理想“風水”模式乃是中國人生物與文化基因上的圖式。1998年之后,關于鄉土景觀的研究擴展到了更廣闊的田園和聚落,并更多地與規劃設計實踐相結合。從研究云南紅河地區的鄉土文化景觀開始,到川西平原鄉土文化景觀的研究和設計實踐、藏區文化景觀的研究和設計實踐,再到最近針對新農村建設可能帶來的鄉土景觀的破壞,進而廣東順德的馬崗村規劃案例研究,這些都反應了我對鄉土景觀的迷戀。這種文化景觀的核心部分是田園,是一種生存的藝術,是真善美的和諧統一,是千百年來人類與及自然過程和格局相適應的智慧結晶,它承載了特定地域人們的生存與生活的歷史,同時也為當代人應對生態環境和能源危機帶來新希望。
面對新農村建設高潮的來臨,我預感到規模的鄉土景觀破壞即將來臨,于是,當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一出臺,便向國務院領導提出了關于保護和諧社會根基的兩項建議,即《盡快開展“國土生態安全格局與鄉土遺產景觀網絡”建設的建議》和《關于建立“運河國家遺產與生態廊道”的建議》。獲得國務院領導的高度重視,并分別為國家有關部門所采納,積極推動國家文物局開展第三次文物普查,并注重鄉土文化遺產,也積極推動了運河國家遺產廊道的研究,以及運河申遺工作,并推動了國家環境保護部進行國土生態安全格局的研究。
也是基于對鄉土景觀和白話景觀的認識,我們開展了中國工業遺產的研究和改造利用實踐。中國的工業遺產長期以來沒有被列入國家文物保護系統,量看似平常的、生銹而“丑陋”的工業遺產在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被徹底毀棄。正像我們曾經不文明地對待古城古街一樣,我們正在迅速毀掉工業時代留在中華地上的遺產。為此,從1999年開始,北京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和土人設計就開始了工業遺產的研究和保護實踐,其中完成了廣東中山粵中造船廠的改造利用工作(岐江公園),此后,又主持了沈陽冶煉廠舊址設計、蘇州太和面粉廠改造設計、北京燕山煤氣用具廠舊址利用設計、上海2010年世博園中心綠地設計前期研究、以及最近的首都鋼鐵廠搬遷的前期研究工作。我們從眾多的成功和失敗中積累了經驗,同時借鑒國際工業遺產的研究成果和實踐案例,特別是國際工業遺產保護憲章。在此基礎上,我于2006年4月向國家文物局提交了《關于中國工業遺產保護的建議》,并主要起草了旨在保護工業遺產的《無錫建議》。2006年4月18日,由國家文物局主持,在無錫召開的中國首屆工業遺產會議上通過了《無錫建議》,標志著中國工業遺產保護工作正式提到議事日程。 隨著對鄉土文化景觀研究的深入,對包括運河在內的中國地上豐富的線性文化遺產和遺產廊道的研究,也日益進入我們的研究視野。事實上,我的很多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生的研究課題都與這方面的內容有關。最近完成的國土尺度上的線性遺產網絡研究,在中國地上辨識出17條具有重要歷史文化價值,并對全國的文化遺產保護具有戰略意義的文化遺產線路,使我們的視野擴展到了整個國土。
2.7新鄉土景觀示范認識到示范工程的重要意義,我主持在全國實施了眾多城鄉生態環境建設和城市發展的示范工程,它們都曾在國際各權威專業雜志被廣泛介紹、引用和評論,并有幸在國際上多次獲獎。這些項目都是針對當前中國面臨的重環境、能源與資源問題的示范工程,是作者一直在倡導的“新鄉土景觀”。其中,廣東中山的岐江公園體現足下文化與野草之美,倡導一種尊重鄉土文化與鄉土環境的新倫理、新美學,化腐朽為神奇,使一處尋常的造船廠舊址,成為廣受市民和游客喜愛的新城市景觀和游憩場所,并喚起國人對工業遺產的重視;沈陽建筑學的稻田校園,倡導節約土地和白話景觀的理念,把中國農業生產過程完整地、活生生地再現在當代城市的校園中,把景觀作為生產過程和體驗,讓年輕的中國人能感受“耕讀”的意味,重建人與土地的精神聯系;浙江永寧公園,通過建立城市的生態防洪體系,整合城市生態基礎設施,倡導與洪水為友的生存藝術,而非簡單的工程或化妝藝術;綠蔭里的紅飄帶——湯河公園,倡導如何用最少的人工干預,將當代藝術與生態有機結合,使自然廢棄地有效地“城市化”,同時最限度地保持自然系統及其生態服務的完整性,成為節約型城市綠地的典范;而“反規劃”之臺州案例,則系統地運用“反規劃”理論和方法,進行城市空間發展規劃,實現精明保護與精明增長的有機結合。
實踐證明,這些示范工程在推動城市和區域的生態環境建設,特別是推動節約型城市綠地的建設等方面,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在國際上也產生了較的反響。
2.8教育在實踐中我們認識到,在中國現行體制下,生態規劃的理念和成果必須通過城市和區域建設的決策者來實現,教育和感化他們不得不成為當代科研工作者的重要責任,為此,我和李迪華合著出版著作《城市景觀之路-與市長們交流》(4年內重印近10次),并給市長班和部長們授課,市、局長以上干部受益者數以萬計。如果景觀是人類意識和價值觀在地上的投影,那么,通過改變決策者的價值觀和環境意識,便是創造良好景觀的最有效途徑。
單一的科研和項目不足以解決中國系統性的人-地關系危機,而傳統學科在應對嚴峻的國土生態安全危機方面又有很局限,重建人地關系和諧的重任有賴于一個新的學科體系和量專業人才,他們必須有對土地倫理的清晰認識、系統的科學武裝、健全的人文修養并掌握現代技術。這樣一門對土地進行系統的分析、規劃、保護、管理和恢復的科學和藝術就是景觀設計學,更確切地說是“土地設計學”。為此,我不遺余力推動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與我的同事們一起創建了北京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并在地理學科下開創了景觀設計學理科碩士學位點和風景園林在職專業碩士學位點,由此,極地帶動了全國相關專業的學科建設,并直接推動了國家有關部門新設的景觀設計師職業的確立,并定義該職業為:諧調人地關系,使城市、建筑和人的一切活動與生命的地球和諧相處的科學和藝術。
10年的努力,使我深刻認識到,要解決中國嚴峻的國土生態安全和人地關系危機,必須系統地突破和創新,包括觀念、理論、方法、教育體制和人才培養模式,甚至包括“科學研究”本身的概念和機制,并投身于社會實踐。只有這樣,“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再造秀美山川”、“創造生態文明”才不會成為空話。這些便是我10年來之所思所慮者,也是10年來我之所行所為者,是也非也,聊以為善論者資,成乎敗乎,聊以為后來者鑒。
感謝10年來與我并肩勞作的李迪華老師和多位同志,感謝與我接力同行而不倦的眾多學生,有他們相伴,既無孤獨又樂趣無限,上述工作也是北景觀設計學研究院的廣師生和數以百計的土人同仁共同探索的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