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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聯系經濟發展的歷史來討論中國的城鄉發展問題和土地制度問題。不應該忘記，在現有的土地管理體制下，我們畢竟做成了三件大事：
　　第一，保證了中國13億人口的糧食供給，在世界鬧糧荒的時候，中國糧食基本上達到供求平衡，仍然不漲價。
　　第二，建成大量城市基礎設施，使中國在發展中國家里成為基礎設施改進最好的國家。
　　第三，30年的城市化和經濟發展歷程中，中國沒有出現大批城市貧民，基本沒有出現像圣保羅、墨西哥城、菲律賓馬尼拉那樣大面積的貧民窟。
　　這些歸功于中國當代的土地制度。當然，改革需要繼續深入。現在，我們面臨許多問題，包括三農問題、城鄉差距問題、土地的增值利用價值差異問題。這些都產生在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　
　　經濟發展說到底是兩個過程：一是工業化過程，一般理解為非農產業化過程——不是指農業產值越來越少，而是從就業的角度看，務農勞動力比重逐步下降。二是城市化過程。城市化在一定意義上伴隨著服務業和農業的發展，城市集約利用基礎設施，有利于基礎設施投資的效率，有利于生產的社會化，也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
　　因此，工業化、城市化是經濟發展根本的出路。很多問題，特別是三農問題、農民收入低等問題的解決也取決于此。　　　
　　土地問題的利益結構
　　從理論上看，工業化、城市化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中國已經用了30年，也許還需要50年時間，甚至兩三代人才能完成。而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我們要不斷面對收入差距問題、三農問題、土地轉移問題、城市化過程和農村農民利益的相對沖突，而且會出現長期“二元經濟結構”。
　　二元結構反映在農村現實中，就會出現兩種土地：一種土地可以轉變成城市化用途，也就是說城鄉邊緣地帶的土地可能有比較快的升值空間；另一些土地離城市比較遠，農地轉移的價值并不高。
　　在這樣的背景下，農民可能也分成兩種：一種是在城鄉邊緣的農民，本身就業已經發生改變，不再光靠耕種，更主要的收益從土地轉讓以及土地的升值中獲得；另一種是在偏遠地區的農民|　　此外，圍繞土地，也形成了三種利益群體：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農民。中央政府要顧及兩件事情：一是糧食問題以及由糧食供給短缺造成的通貨膨脹問題。有的經濟學家認為可以用國際貿易解決糧食問題，我認為可以提高糧食的進口比重，但保證18億畝耕地的基本路線是不能變的。這里面有特殊的背景，就是我們仍然在面臨糧食禁運的現實，這個在其他國家不存在，可能對我們是一個直接的威脅。這個問題地方政府可以不管，但中央政府要管。二是城市流動人口問題。如果失地農民到處都是，他們進入城市可能成為流民。
　　地方政府的利益點在于擴建城市，盡可能獲得寬裕的用地，并在這個過程中減少拆除成本，獲得最大收益。農民在土地的利益上有所區分，城郊地區農民主要的利益是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而在遠離城市的農村，農民對土地的主要利益訴求仍然是社保。
　　這樣，兩種土地、兩種農民、三種利益主體，就構成了今天中國城鄉土地問題的基本利益結構。
　　在土地問題上恐怕沒有一種完全自發的市場調節機制。地方政府發展地方的市場、農民爭取自己的利益，在利益制約下實現博弈。在這種情況下，三種利益集團要達到制衡，中央政府要起到一定作用，要加強土地監管特別是重視對農地的監管以及對農民社保的關注。另外也要從全國的角度，考慮糧食供給和城市貧民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