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計局:改革開放30年來就業人數成倍增加
發布時間：2010-01-20 共2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堅持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人口數量平穩增長，人口素質全面提高，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的根本轉變，為世界人口發展做出了較大貢獻。與此同時，隨著積極就業政策的貫徹落實，勞動力市場的日臻完善，市場導向就業機制的逐步建立，勞動法制建設步伐的加快，就業服務體系的不斷完善，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得到進一步保障，就業人數成倍增加。
一、人口增長步伐得到有效控制，極大地緩解了世界上人口最多國家的就業壓力
生育水平明顯下降，實現了人口總量的平穩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貫徹落實，我國人口生育水平不斷下降。人口出生率由1978年的18.3‰下降到2007年的12.1‰，年均下降0.2個千分點。育齡婦女一般生育率由1981年的82.4‰下降到2007年的37.5‰，年均下降1.7個千分點。按1990年育齡婦女年齡結構進行標準化后，一般生育率由1981年的86.6‰下降到2007年的47.4‰，年均下降1.5個千分點。
人口再生產類型完成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長”的傳統模式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長”的現代模式轉變。我國人口再生產類型的這一歷史性轉變，速度快，時間短，僅僅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而發達國家通常需要上百年才能走完這一歷程。隨著出生率的下降，人口自然增長率由1978年的12.0‰下降到2007年的5.2‰，年均下降0.2個千分點。年末總人口由1978年的96259萬人增加到2007年的132129萬人，年均增長1.1%，比改革開放前（1949-1977年）的年均2.0%的增長速度下降了0.9個百分點。自1987年起，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基本保持穩步下降趨勢，2002年人口出生率下降到13‰以下，1998年人口自然增長率首次降到10‰以下，2004年人口自然增長率又下降到6‰以下，我國人口進入平穩增長時期。
（二）人口增量不斷減少，緩解了勞動力市場的就業壓力
人口增速趨緩使人口增量不斷減少。1979年至2007年我國年末總人口累計增加35870萬人，平均每年凈增1237萬人。 據估算，計劃生育政策實施30多年來，全國少生4億多人，使中國“13億人口日”和世界“60億人口日”的到來時間都推遲了4年，減輕了人口增長過快的壓力。這期間，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由1980年的22.2%下降到2007年的20.1%，中國人口年增長占世界人口年增長的比例也從1982年的18.4%下降到2007年的10.3%.中國人口增量的下降為世界人口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人口增量的下降也使每年新成長的勞動力人數明顯減少，極大緩解了我國勞動力市場上的就業壓力。我國是世界上人口和勞動力最多的國家，目前，城鎮每年新成長的勞動力在1000萬人以上，勞動力供大于求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長期面臨的矛盾。如果沒有有效控制人口的快速增長，我國至少還需要多解決4億人的就業問題，這不僅會使就業供求矛盾更加尖銳，甚至會影響社會和諧與穩定。
（三）撫養比持續降低，減輕了勞動年齡人口的經濟負擔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逐年上升，為社會經濟建設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同時由于0-14歲的少年兒童人口比重的迅速下降，使少兒撫養比和總撫養比都顯著下降，極大減輕了勞動年齡人口的經濟負擔。 數據顯示，我國0-14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1982年的33.6%下降到2007年的19.4%，年均下降0.6個百分點；15-64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1982年的61.5%上升到2007年的72.5%，年均上升0.4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1982年的4.9%上升到2007年的8.1%，年均上升0.1個百分點。人口少兒撫養比從1982年的54.6%下降到2007年的26.8%，下降幅度超過50%，年均下降1.1個百分點；老年撫養比從1982年的8.0%上升到2007年的11.2%，上升幅度為40%，年均上升0.1個百分點。由于老年撫養比的上升速度遠低于少兒撫養比的下降速度，因此總撫養比呈下降趨勢。我國人口總撫養比從1982年的62.6%下降到2007年的38.0%，下降幅度約為40%，年均下降1.0個百分點。2005年后，人口總撫養比一直保持在40%以下，即每5個勞動年齡人口只需負擔不到2個少兒和老年人口，人口年齡結構處于黃金（161，1.45，0.91%，吧）時期。這樣的人口年齡結構不僅意味著勞動力資源豐富，勞動力負擔較輕，還意味著較高的儲蓄率和較強的社會需求，對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高速發展非常有利。
二、人口素質明顯改善，為經濟建設提供了更高層次的勞動力資源
（一）人均預期壽命顯著提高，人口健康狀況明顯改善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公共衛生事業的進步，我國人口總體健康狀況有了極大改善。
嬰兒死亡率持續下降。歷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1981年我國嬰兒死亡率為37.6‰，1990年下降到32.9‰，2000年又下降到28.4‰，平均每十年下降4.6個千分點。2005年我國嬰兒死亡率為24.3‰，比2000年下降了4.1個千分點，下降速度明顯。 人均預期壽命顯著提高。1981年我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為67.8歲，2005年提高到73.0歲，提高了5.2歲。其中男性平均預期壽命從1981年66.3歲提高到2005年的70.8歲，女性從69.3歲提高到75.3歲。2005年世界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為67歲，發展中國家及地區為65歲，我國人口預期壽命不僅明顯高于發展中國家及地區，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二）人均受教育年限大幅增加，勞動力素質整體提升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對各類人才的需求日益加大，政府對教育的投入大量增加，人口的整體受教育水平顯著提高。1982年，我國6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5.2年，相當于小學六年級水平，2007年提高到8.2年，比1982年整整提高了3年，已經達到初中三年級水平。受教育程度的性別差距明顯縮小。1982年，我國男性人均受教育年限為6.2年，女性為4.2年，男性比女性多2.0年；2007年，男性人均受教育年限增長到8.7年，女性增長到7.7年，兩性差距縮小到1.0年。
人口文化素質的提高整體提升了勞動力素質。我國16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從1982年的5.3年提高到2007年的8.4年，提高了3.1年。其中男性從6.5年提高到9.0年，提高了2.5年；女性從4.1年提高到7.8年，提高了3.7年。
（三）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大幅上升，專業技術人員大量涌現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近年來受高校擴招和各種成人教育迅速發展的影響，我國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迅速增加。2007年底，我國總人口中具有高中教育程度的人口占12.6%，比1982年的6.6%增加了6.0個百分點；具有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占6.2%，比1982年的0.6%增加了5.6個百分點。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快速提升。1982-1990年，具有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0.6%提高到1.4%，年均增加0.1個百分點；1990-2000年從1.4%提高到3.6%，年均增加0.2個百分點；2000-2007年從3.6%提高到6.2%，年均增加0.3個百分點。 各類專業技術人員大量涌現。2007年，城鎮單位專業技術人員達到3314萬人，比1999年增加253萬人；專業技術人員占在崗職工的比重為29.0%，比1999年提高了3.0個百分點。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房地產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等行業的專業技術人員增長較快，2007年比2003年分別增長了38.2%、21.6%和21.2%。
三、市場導向的就業機制基本形成，積極就業政策卓有成效
（一）就業體制從“統包統配”走向市場調節，就業總量成倍增加
1、實行“三結合”就業方針，成功解決返城知青的就業問題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長期實行的是“統包統配”的就業政策，這一就業管理模式對于解決我國的就業問題曾發揮過重要的作用，但隨著社會經濟情況的不斷變化，這種體制帶來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弊端越來越嚴重。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緩慢，就業渠道狹窄，知識青年返城達到高峰，城鎮勞動力供求矛盾十分尖銳。據統計，1978年和1979年城鎮登記失業率分別達到5.3%和5.4%，登記失業人員分別達到530萬和568萬人。為解決大批知識青年和新生勞動力的就業問題，1980年中央提出了在國家統籌規劃和指導下，勞動部門介紹就業，志愿組織起來就業和自謀職業相結合的“三結合”就業方針。 2、打破“鐵飯碗”用工制度，建立市場導向的就業機制
“統包統配”的固定工制度阻礙了勞動力的流動，養成了職工的“鐵飯碗”意識，不利于勞動力資源的有效配置和職工工作積極性的發揮。為改變這一弊端，1986年7月，國務院頒布了國有企業勞動制度改革的“四項規定”，決定改革企業用工制度，規定國有企業招工一律實行合同制。這一改革確定了企業用人的主體地位，打破了企業職工能進不能出的限制。1992年，國務院頒布《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規定國有工業企業用人不受時間和數量的限制，進一步推動了國有企業用工進入勞動力市場。1995年《勞動法》實施以后，勞動合同制得到全面執行。與此同時，高校畢業生分配制度也開始了改革。1989年開始逐步實行畢業生自主擇業，用人單位擇優錄用的“雙向選擇”制度。1993年，實行少數畢業生由國家安排就業，多數畢業生“自主擇業”的就業制度。
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勞動就業制度的改革也進入了新的階段。十四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培育和發展“勞動力市場”的目標。1998年6月，中央提出了“勞動者自主擇業、市場調節就業、政府促進就業”的新時期就業方針。這一方針明確了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促進就業的作用，確定了建立市場導向的就業機制。隨著勞動力市場的培育和發展，企業作為勞動力市場的用人主體的地位得到確立，勞動者與用人單位雙向選擇的勞動力市場供求機制基本形成，勞動力流動開始突破城鄉、地區之間的分割，市場導向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得到體現和加強。
一、人口增長步伐得到有效控制，極大地緩解了世界上人口最多國家的就業壓力
生育水平明顯下降，實現了人口總量的平穩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貫徹落實，我國人口生育水平不斷下降。人口出生率由1978年的18.3‰下降到2007年的12.1‰，年均下降0.2個千分點。育齡婦女一般生育率由1981年的82.4‰下降到2007年的37.5‰，年均下降1.7個千分點。按1990年育齡婦女年齡結構進行標準化后，一般生育率由1981年的86.6‰下降到2007年的47.4‰，年均下降1.5個千分點。
人口再生產類型完成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長”的傳統模式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長”的現代模式轉變。我國人口再生產類型的這一歷史性轉變，速度快，時間短，僅僅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而發達國家通常需要上百年才能走完這一歷程。隨著出生率的下降，人口自然增長率由1978年的12.0‰下降到2007年的5.2‰，年均下降0.2個千分點。年末總人口由1978年的96259萬人增加到2007年的132129萬人，年均增長1.1%，比改革開放前（1949-1977年）的年均2.0%的增長速度下降了0.9個百分點。自1987年起，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基本保持穩步下降趨勢，2002年人口出生率下降到13‰以下，1998年人口自然增長率首次降到10‰以下，2004年人口自然增長率又下降到6‰以下，我國人口進入平穩增長時期。
（二）人口增量不斷減少，緩解了勞動力市場的就業壓力
人口增速趨緩使人口增量不斷減少。1979年至2007年我國年末總人口累計增加35870萬人，平均每年凈增1237萬人。 據估算，計劃生育政策實施30多年來，全國少生4億多人，使中國“13億人口日”和世界“60億人口日”的到來時間都推遲了4年，減輕了人口增長過快的壓力。這期間，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由1980年的22.2%下降到2007年的20.1%，中國人口年增長占世界人口年增長的比例也從1982年的18.4%下降到2007年的10.3%.中國人口增量的下降為世界人口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人口增量的下降也使每年新成長的勞動力人數明顯減少，極大緩解了我國勞動力市場上的就業壓力。我國是世界上人口和勞動力最多的國家，目前，城鎮每年新成長的勞動力在1000萬人以上，勞動力供大于求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長期面臨的矛盾。如果沒有有效控制人口的快速增長，我國至少還需要多解決4億人的就業問題，這不僅會使就業供求矛盾更加尖銳，甚至會影響社會和諧與穩定。
（三）撫養比持續降低，減輕了勞動年齡人口的經濟負擔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逐年上升，為社會經濟建設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同時由于0-14歲的少年兒童人口比重的迅速下降，使少兒撫養比和總撫養比都顯著下降，極大減輕了勞動年齡人口的經濟負擔。 數據顯示，我國0-14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1982年的33.6%下降到2007年的19.4%，年均下降0.6個百分點；15-64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1982年的61.5%上升到2007年的72.5%，年均上升0.4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1982年的4.9%上升到2007年的8.1%，年均上升0.1個百分點。人口少兒撫養比從1982年的54.6%下降到2007年的26.8%，下降幅度超過50%，年均下降1.1個百分點；老年撫養比從1982年的8.0%上升到2007年的11.2%，上升幅度為40%，年均上升0.1個百分點。由于老年撫養比的上升速度遠低于少兒撫養比的下降速度，因此總撫養比呈下降趨勢。我國人口總撫養比從1982年的62.6%下降到2007年的38.0%，下降幅度約為40%，年均下降1.0個百分點。2005年后，人口總撫養比一直保持在40%以下，即每5個勞動年齡人口只需負擔不到2個少兒和老年人口，人口年齡結構處于黃金（161，1.45，0.91%，吧）時期。這樣的人口年齡結構不僅意味著勞動力資源豐富，勞動力負擔較輕，還意味著較高的儲蓄率和較強的社會需求，對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高速發展非常有利。
二、人口素質明顯改善，為經濟建設提供了更高層次的勞動力資源
（一）人均預期壽命顯著提高，人口健康狀況明顯改善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公共衛生事業的進步，我國人口總體健康狀況有了極大改善。
嬰兒死亡率持續下降。歷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1981年我國嬰兒死亡率為37.6‰，1990年下降到32.9‰，2000年又下降到28.4‰，平均每十年下降4.6個千分點。2005年我國嬰兒死亡率為24.3‰，比2000年下降了4.1個千分點，下降速度明顯。 人均預期壽命顯著提高。1981年我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為67.8歲，2005年提高到73.0歲，提高了5.2歲。其中男性平均預期壽命從1981年66.3歲提高到2005年的70.8歲，女性從69.3歲提高到75.3歲。2005年世界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為67歲，發展中國家及地區為65歲，我國人口預期壽命不僅明顯高于發展中國家及地區，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二）人均受教育年限大幅增加，勞動力素質整體提升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對各類人才的需求日益加大，政府對教育的投入大量增加，人口的整體受教育水平顯著提高。1982年，我國6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5.2年，相當于小學六年級水平，2007年提高到8.2年，比1982年整整提高了3年，已經達到初中三年級水平。受教育程度的性別差距明顯縮小。1982年，我國男性人均受教育年限為6.2年，女性為4.2年，男性比女性多2.0年；2007年，男性人均受教育年限增長到8.7年，女性增長到7.7年，兩性差距縮小到1.0年。
人口文化素質的提高整體提升了勞動力素質。我國16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從1982年的5.3年提高到2007年的8.4年，提高了3.1年。其中男性從6.5年提高到9.0年，提高了2.5年；女性從4.1年提高到7.8年，提高了3.7年。
（三）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大幅上升，專業技術人員大量涌現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近年來受高校擴招和各種成人教育迅速發展的影響，我國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迅速增加。2007年底，我國總人口中具有高中教育程度的人口占12.6%，比1982年的6.6%增加了6.0個百分點；具有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占6.2%，比1982年的0.6%增加了5.6個百分點。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快速提升。1982-1990年，具有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0.6%提高到1.4%，年均增加0.1個百分點；1990-2000年從1.4%提高到3.6%，年均增加0.2個百分點；2000-2007年從3.6%提高到6.2%，年均增加0.3個百分點。 各類專業技術人員大量涌現。2007年，城鎮單位專業技術人員達到3314萬人，比1999年增加253萬人；專業技術人員占在崗職工的比重為29.0%，比1999年提高了3.0個百分點。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房地產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等行業的專業技術人員增長較快，2007年比2003年分別增長了38.2%、21.6%和21.2%。
三、市場導向的就業機制基本形成，積極就業政策卓有成效
（一）就業體制從“統包統配”走向市場調節，就業總量成倍增加
1、實行“三結合”就業方針，成功解決返城知青的就業問題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長期實行的是“統包統配”的就業政策，這一就業管理模式對于解決我國的就業問題曾發揮過重要的作用，但隨著社會經濟情況的不斷變化，這種體制帶來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弊端越來越嚴重。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緩慢，就業渠道狹窄，知識青年返城達到高峰，城鎮勞動力供求矛盾十分尖銳。據統計，1978年和1979年城鎮登記失業率分別達到5.3%和5.4%，登記失業人員分別達到530萬和568萬人。為解決大批知識青年和新生勞動力的就業問題，1980年中央提出了在國家統籌規劃和指導下，勞動部門介紹就業，志愿組織起來就業和自謀職業相結合的“三結合”就業方針。 2、打破“鐵飯碗”用工制度，建立市場導向的就業機制
“統包統配”的固定工制度阻礙了勞動力的流動，養成了職工的“鐵飯碗”意識，不利于勞動力資源的有效配置和職工工作積極性的發揮。為改變這一弊端，1986年7月，國務院頒布了國有企業勞動制度改革的“四項規定”，決定改革企業用工制度，規定國有企業招工一律實行合同制。這一改革確定了企業用人的主體地位，打破了企業職工能進不能出的限制。1992年，國務院頒布《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規定國有工業企業用人不受時間和數量的限制，進一步推動了國有企業用工進入勞動力市場。1995年《勞動法》實施以后，勞動合同制得到全面執行。與此同時，高校畢業生分配制度也開始了改革。1989年開始逐步實行畢業生自主擇業，用人單位擇優錄用的“雙向選擇”制度。1993年，實行少數畢業生由國家安排就業，多數畢業生“自主擇業”的就業制度。
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勞動就業制度的改革也進入了新的階段。十四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培育和發展“勞動力市場”的目標。1998年6月，中央提出了“勞動者自主擇業、市場調節就業、政府促進就業”的新時期就業方針。這一方針明確了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促進就業的作用，確定了建立市場導向的就業機制。隨著勞動力市場的培育和發展，企業作為勞動力市場的用人主體的地位得到確立，勞動者與用人單位雙向選擇的勞動力市場供求機制基本形成，勞動力流動開始突破城鄉、地區之間的分割，市場導向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得到體現和加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