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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城市規劃師考試城市發展史講義(八)

發布時間:2010-01-14 共1頁

  研究中國傳統城市的“人居環境”思想與建設實踐

  (意義、內容、方法)

  1 研究意義

  研究中國傳統城市的“人居環境”思想與建設實踐的意義至少可歸納為三方面:

  (1) 當代中國和世界的城市建設及其可持續發展提供歷史經驗;

  (2)豐富人居環境科學內容,推動學科建設;

  (3)帶動中國城市史學研究朝著新的方向、領域拓展,提升研究的理論高度,促成新的研究生長點。

  1·1 為當代中國和世界的城市建設及其可持續發展提供歷史經驗

  城市的首要屬性是“人居環境”,正是由于這種概念的日益淡漠,片面追求城市建設的經濟目標,導致了現代城市的各種“非人化”病癥,帶來其發展前景的危機,工業革命以來的一百年中這種現象達到了空前嚴重的地步,終于使人們對城市的生存都提出了疑問。

  在尊重城市其它職能的前提下,重新樹立并強化城市的“人居環境”意識,是糾正解決諸多現實問題,進而實現城市長遠的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關鍵之一。

  中國傳統城市是世界城市當中的一個獨特體系。一般認為,中國傳統城市的歷史作用主要體現為政治和軍事的統治工具,但無論如何,它首先是人們的聚居之地,然后才能成為其它是不可否認的。 中國地域遼闊,自然地理條件差異,氣候、水文、地質、地形地貌顯著不同;民族眾多,各地的生活習俗、宗教信仰不同;歷史悠久,科學技術和物質文明發達早、程度高;政治制度、社會形態、思想文化、觀念意識成熟而獨特——所有這些主觀和客觀因素的影響,使得中國傳統城市在“人居環境”建設上積淀了豐富的思想和實踐經驗,體現著東方特有的智慧、才能和價值觀念,在當今中國和世界城市發展的難題面前,愈發顯示出可貴的價值。對它的挖掘整理,繼承發揚,將極地幫助今天的我們實現目標。

  1·2 豐富完善人居環境科學的內容,推動學科的建設

  從工業革命帶來嚴重的城市問題后,全球范圍內的人居生態環境不斷惡化,人們尋求解決辦法的努力隨之就沒有停止過。從1898年霍華德(e.howard)提出“田園城市(garden city)”開始,人們實驗過各種理論,取得了一些收獲,但總體效果并不盡如人意。到本世紀50~60年代,希臘學者道薩迪斯(c.a.doxiadias)在批評總結現行的建設方式和學科成果的基礎上,提出建立“人類聚居學”(ekistics),以求全面、綜合、系統地研究解決人類在聚居狀態下的各種問題,使這種努力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1976年的人居會(habitat)首次提出全球范圍的“人居環境(human settlements)”概念,對其前景發出警告,謀求可持續發展遂成為世界性的熱點議題。

  在老一輩學者高瞻遠矚的領導下,我國的城市和建筑學界,一方面以世界為己任,一方面針對中國的現實,著眼于人類生存與居住環境的持久發展,融貫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工程技術科學,立足廣義建筑學,正致力于“人居環境科學(the science of human settlements)”的創建。人居環境科學方興未艾。

  吳良鏞先生指出,所謂人居環境科學,“是一門以包括鄉村、集鎮、城市等在內的所有人類聚居形式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它著重研究人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強調把人類聚居作為一個整體,從政治、社會、文化、技術等各個方面,全面地、系統地、綜合地加以研究,而不是象城市規劃學、地理學、社會學那樣,只是涉及人類聚居的某一部分或是某個側面;學科的目的是要了解、掌握人類聚居發生、發展的客觀規律,從而更好地建設符合于人類理想的聚居環境。”[1].

  可見,人居環境科學的建設意義重,它的建構是一項涉及到多學科交叉的龐艱巨的系統工程,對中國傳統城市的“人居環境”思想內容和建設實踐的研究整理,無疑是此學科建設的一項重要的基礎工作。

  1·3 帶動中國城市史學研究朝著新的方向、領域拓展,提升研究的理論高度,促成新的研究生長點

  顯然,“人居環境科學”無論在思想內容還是思想方法上都與傳統的建筑學和城市規劃學有很的不同,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境界。它關懷的不是簡單的日常居住問題,而是人類生存狀態的好壞、生存能否長久等帶有根本性的問題,因而研究的宗旨十分深刻。由此帶來研究起點的增高,領域的擴,內容的豐富,研究局面為之開,課題隨之增多。即便是舊的課題也可能因為視角的轉變和視野的開闊而產生新意,導致新的研究方向和新的研究生長點的產生,以“人居環境”的概念來理解并研究中國傳統城市便屬此例。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理念的創新。長期以來,各學科都從自己的研究立場出發,給了城市以不同的定義。在歷史研究中,最常見的是把城市作為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職能工具,認識其價值,考察其歷史作用及發展演變規律。在以往對城市固有的觀念意識上推陳出新,以“人居環境”來理解并研究中國傳統城市,是概念上的一個突破,是研究理念上的創新,相信因此會產生許多對城市的新的價值認識。

  二,概念的突破、理念的創新,必然帶來全新的視角轉換和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的變化,產生一系列新的成果。

  三,探討中國傳統城市的“人居環境學”內容是現代理論在傳統研究對象身上的應用,加了城市史學研究的科學成分和理論強度,必然會提高水平。

 2 研究內容

  因為尚處于起步階段,目前對中國傳統城市的“人居環境”思想和建設實踐內容的研究需要集中在這幾個方面:(1)采用“地域分區”的方法,對中國傳統城市進行地區分類;(2)采用“歷史分期”的方法,對各種地區城市的發展進行分期;(3)在分類與分期的基礎上,選取典型案例,“以點帶面”,歸納整理各類型各時期的中國傳統城市建設的“人居環境學”思想和實踐內容。

  2·1 “地域分區”——中國傳統城市的地區類型劃分

  以所屬的人文區域對城市作地區分類不失為一個好的方法。中國的國土面積廣,各地自然條件、政治經濟條件、社會文化條件及發展歷程差異很,歷史地形成了若干不同的人文區域。在這些不同的人文區域中,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敏感而集中地反映在作為“人居環境”的城市中,使之呈現出鮮明的地方特色。

  盡管人文地理學者對中國的人文區域劃分并不十分一致,但同小異。有一種是“兩區三級區劃”,即把中國分為“東部農業文化區”和“西部游牧文化區”兩個基本區(一級),下面又劃出四個亞區(二級)和15個副區(三級)。東部農業文化區中分為“中國傳統農業文化亞區”和“西南少數民族農業文化亞區”兩個亞區,其中中國傳統農業文化亞區里又分出12個文化副區。西部游牧文化區中分為“蒙新草原-沙漠游牧文化亞區”和“青藏高原游牧文化亞區”兩個亞區,其中蒙新草原-沙漠游牧文化亞區又分出3個文化副區。另一種是“三區兩級區劃”,把全國分成西部區、北方區、南方區三個基本區(一級)和11個亞區(二級)。西部區中分出內蒙古亞區、新疆亞區、甘青寧亞區、西藏亞區;北方區中又分出東北亞區、華北沿海亞區、晉豫陜亞區;南方區中又分出江浙亞區、皖鄂湘贛亞區、華南亞區、西南亞區。

  參考這些人文區域的劃分,結合各地城市建設的具體情況予以整合,分級別劃分區域,即分出若干區、亞區、副區等,將城市歸類,分別加以研究。

  2·2 “歷史分期”——各地區傳統城市的發展分期

  中國有幾千年的文明史,但各地的歷史發展很不平衡,城市的發展進程也表現出明顯的步調差異,以往慣用的全國統一的歷史分期無法對此作出全面、客觀、準確的描述。應根據城市自身發展的實際狀況,分別對各地區、各類型城市的發展作歷史分期。

  城市發展的分期不必拘于朝代,盡管朝代的更迭聯系著社會的變遷,影響到城市的建設,但二者并不存在絕對的對應關系,城市發展自有客觀的規律。

  梁啟超先生研究中國歷史時,將其歸納總結為三段:一是從黃帝到秦統一的上世史,概括為“中國之中國”;二是從秦統一到乾隆末年的中世史,概括為“亞洲之中國”;三是從乾隆末年到晚清的近世史,概括為“世界之中國”。這樣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和認識有其極為精到之處,其方法可供我們學習借鑒。

  我們不妨按城市自身發展的史實,劃分出幾個特征突出的時期,給予意義鮮明的概括,以此整體觀察中國傳統城市“人居環境”建設的演進過程。

  2·3 “以點帶面”——以典型案例研究各種類型和各個時期中國傳統城市的“人居環境學”內容

  以上述方法對各地城市作出類型與發展階段的劃分,就建立了中國傳統城市類型與發展的“地域分區,歷史分期”的時空坐標,在具體的空間范圍和時間段內,把中國傳統城市區別為多個明確的研究對象,然后再選取其中的典型案例,分別對其“人居環境”建設方面的思想與實踐展開研究。主要內容有:

  ——影響城市建設的政治制度、社會經濟形態、思想文化、觀念意識及其它人文因素;

  ——影響城市建設的氣候、水文、地質、地形地貌及其它自然因素;

  ——城市選址問題;

  ——城市的物質構成要素問題;

  ——城市的內部結構與總體形態及其生成法則;

  ——城市規劃設計與建造的技術和藝術的方法與手段;

  3 研究的原則、路線與方法

  研究中國傳統城市的“人居環境”思想與建設實踐的原則、路線和方法概括起來有:(1)立足于“城市居民”的研究立場,強調人本主義核心;(2)多層次的系統研究;(3)多側面的全方位研究;(4)秉承“融貫”的學術研究思想。

  3·1 立足于“城市居民”的研究立場

  城市研究的立場、方法和角度有很多,用“人居環境科學”研究中國傳統城市的一個重要特征是一切主要圍繞著居住于城市當中的人――“城市居民”展開,以此包融與之相關的人文狀況和物質建設的所有“軟”“硬”件。這里的“城市居民”是普通意義上的,包括所有長期生活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上至皇帝和達官貴人,下至一般平民百姓。

  考察“城市居民”對城市物質建設的作用,主要有兩條:

  其一,城市居民與城市各項物質設施的對應關系,即根據身份、職業、人數等分析城市居民的成分與階級構成,了解他們各自的生活、勞動特征以及思想情感的需求,明確與之對應的各項城市物質設施。

  其二,城市居民與城市的結構布局及各類城市環境的生成關系,即分析在何種規律、原則的支配下,以滿足各類城市居民的不同需求為目的,城市的各項物質設施如何組合匹配,形成了城市的結構布局與各類的城市環境。

  應該認識到不同身份的城市居民對城市的影響力差別很,比如在多數的情況下,中國傳統城市主要體現了上層階級的意愿,但這并不等于普通民眾的生活在城市當中沒有反映,有時這種反映還是十分強烈的。一般而言,在中國傳統城市的建設中存在著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相當的矛盾,二者的利益和要求相沖突。統治者往往不惜犧牲基本的城市功能和民眾的合理需求以達到自己的目的。這一對矛盾斗爭的運動過程構成了中國傳統城市發展歷史的重要內容,也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一個著眼點。

  3·2多層次的系統研究

  人居環境的構成具有層次性與系統性,縱橫關聯。中國人居環境的層次與系統結構又具有自身的特征。層次意識和系統思想是人居環境科學的重要特征,在道薩迪斯那里,人居環境系統的構成有如下十個層次:家具;居室;住宅;居住組團;鄰里;城市;都市;城市連綿區;城市洲;普世城。吳良鏞先生進一步將其概括為五層次:建筑;鄰里(地區);城市;區域(國家);全球。

  對中國傳統城市的人居環境學研究當然要立足于“城市”這個層次,但又不能僅限于這個層次,必須上關下聯。根據中國傳統城市的特點,向下深入到“家庭”層次,向上延展到“區域”層次,這樣就形成了如下三個重點研究層次:

  家庭層次――包括家具、住房、庭院等元素;

  城市層次――包括建筑、園林、街道廣場及其它城市設施等元素;

  區域層次――包括城市本身及周邊的自然、鄉村等元素。

  這三個層次既相互區別,又是緊密聯系的,其中城市是核心層次。向下解析出“家庭”層次,向上將城市與周邊的自然、鄉村聯系統一為“區域”層次,極具中國特征,原因在于:

  一,家庭作為社會的細胞,對中國人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和鄉村社會一樣,中國傳統城市中的家庭集生產、生活功能于一體,同時負擔政治、宗教、文化、教育等其它多種功能,是每個人安身立命的小世界,構成相對獨立、封閉、完善、自我存在的“人居環境”實體。

  二,作為統治中心,中國傳統城市在政治上統治農村,在經濟上則依賴農村,以廣的農村為生存基礎,離開農村的支撐,城市一天也不可能存活下去。所以在發展的初期,中國傳統城市的規劃建設就具有樸素的、但卻是明確的區域意識,此后相當長的時間內,區域意識一直是中國城市建設的優良傳統。同時,特有的哲學思想和觀念意識,又使城市建設十分注重與外在自然的配合,追求區域生態上的平衡,早在先秦時代的言論和規章制度,對此就有多種反映。

  3·3 多側面的全方位研究

  人居環境科學關注著所有對人類聚居地發生影響的外來因素,也關注著人類聚居地之內的方方面面。它以建筑、園林、城市規劃為核心,研究范圍涉及土木、水利、地理、生態、環境、資源、能源、經濟、社區、文化等各個方面。吳良鏞先生將其歸納為五系統:居住系統(shells);支持系統(networks);人類系統(man);社會系統(society);自然系統(nature)。

  這幾個系統又可進一步進行子系統的分解。

  五系統的劃分同樣適用于中國傳統城市,是指導研究的綱領。接下來,需要針對中國傳統城市的具體情況,進一步認定各個系統的組成內容,也就是各個子系統和組成要素,從而明確研究的對象及方向。

  目前建筑界對中國傳統城市研究的一個缺陷是單一性或曰片面性,即注重物質視野而忽略了人文視野——注重城市的物質元素、平面布局、形態結構等,忽略城市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更勿論二者之間的有機聯系。

  3·4 秉承“融貫”的學術研究思想

  多層次、多側面的研究不意味著內容的分解隔離,反倒更要增強“全面、綜合、系統”的意識,即貫徹“融貫”的學術研究思想。融貫需要在兩個層次上進行:

  一、學科外部——建筑學、城市規劃學與歷史學、自然與人文地理學、社會科學、環境科學、工程技術科學等多學科的交叉融貫;

  二、學科內部——把分解了的城市研究的各個方面統一起來,建立內在的有機聯系。

  多年以來,學術界從不同的專業角度對中國傳統城市有許多深入的研究,取得了相當的成果。

  董鑒泓主編的《中國城市建設史》(1989)、賀業鉅的《中國古代城市規劃史》(1996)、吳良鏞的英文版《中國古代城市規劃史綱》(a brief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city planning,1986),注重城市的規劃原理、物質形態與結構方式的分析。

  汪德華的《中國古代城市規劃文化思想》集中論述了古代城市規劃演變過程中科技文化思想的作用。

  寧越敏等的《中國城市發展史》(1994)、何一民的《中國城市史綱》(1994)相對更多地涉及到城市的社會、經濟狀況。

  楊寬的《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1993)考察了古代城市的平面格局與政治制度之間的關聯。

  吳剛的《中國古代的城市生活》(1997)以及湖南出版社的唐、宋、元、明、清城市生活長卷系列叢書(1996)考察了古代城市生活的各個層面。

  吳慶洲的《中國古代城市防洪研究》(1995)是一項極具價值的專項成果。

  集中以都城為考察對象的有葉驍軍的《中國都城發展史》(1988)、丘菊賢和楊東平的《中華都城要覽》(1989)、李潔萍的《中國歷代都城》(1994)等。

  史念海的《中國古都和文化》(1998)收入了作者多年研究中國古代都城地理、文化及興衰變遷的成果。

  中國古都學會的《中國古都研究》已出版了十二輯,匯集了對古代都城多學科的專題研究成果。

  另外還有許多分別關于城市建筑、城市園林、城市基礎設施及其它城市要素的專項研究成果。

  考古方面,量的成果已經并將繼續為城市史研究奠定基礎,徐蘋芳的《中國古代城市考古與古史研究》(1997)綜論了考古總結的中國古代城市型制演變。

  以上成果涉及到了城市作為人居環境的多個方面,但從目前的狀況看,卻缺乏自覺的在“人居環境”意識下的相互聯系與統一,可以說,把中國傳統城市作為“人居環境”的全面、綜合、系統的研究顯得非常的不足。但是,以上成果又已經為進一步的融貫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只要我們有意識地去工作,相信能很快取得成績。

  南北朝

  南朝,從420年劉裕代東晉到589年陳亡為止,經歷宋、齊、梁、陳四個朝代,史稱南朝。都城建康。

  北朝,4世紀初,中國北方處于十六國分裂時期,439年由北魏統一。534年北魏分裂為東、西魏,北齊又代東魏,北周代西魏,北周再滅北齊,581年北周為隋所代,歷149年。這時期正與南朝對峙,歷史上稱為北朝。

  南朝都城——建康。

  北魏都城——盛樂城(今內蒙古自治區烏蘭查布盟和林格爾北土城子村)、平城(今山西同)、洛陽城。

  東魏、北齊都城——鄴。西魏、北周都城——長安。

  南朝(宋、齊、梁、陳)的都城建康

  建康作為宋、齊、梁、陳四個朝代的都城,歷經160多年的經營,又進一步發展和繁榮起來。

  城市在東晉修建的基礎上,四朝都有所擴建。梁武帝時,建康的范圍已西至石頭,東至倪塘(今江寧縣方山附近),南至石子崗(今雨花臺),北過蔣山(今紫金山),東西南北各四十里。居民近28萬戶,人口百萬余(有質疑),是當時第一城市。南朝改土墻為磚砌。

  1. 建康城的經濟。1.1建康城的手工業

  冶煉技術水平高,用于鑄造兵器、錢幣。當時已經能生產高級的百煉鋼,叫“橫法鋼”。用這種鋼制成的寶刀叫“百煉鋼刀”。建康地區著名的匠師謝平和黃文慶(皇室作坊的匠師),曾為齊、梁兩代的皇帝兩批高級刀劍。據說,這些刀劍“窮極精巧,奇麗絕世”。鑄錢有銅錢、鐵錢等。造紙。織錦。制陶。

  1.1. 建康城的商業

  是當時最的商業城市。城中有四個市。秦淮河北岸有市,還有小市十余所。出現了專業市場,如谷市、牛馬市、紗市、鹽市、花市等。商業發達,史稱建康“小人率多商販,君子資于官祿,市廛列肆,埒(lie,等同)于二京(長安、洛陽)。”士人和貴族經商受到免稅等政策鼓勵,故經商者眾,促進了商業的繁榮。

  從水路運到建康的貨物有:

  ——三吳(會稽、吳郡、吳興)地區的絲綿竹席、青瓷器、食鹽、糧食、家禽等;

  ——長江中游的銅錫等礦產和磚木等建材;

  ——廣東、福建的南方及海外土特產,如漆、蜜、蠟、朱砂、海味、琉璃、珊瑚、珍珠、象牙香料等。

  建康的江河碼頭經常停泊著數以萬記的船只,其中最的船載重量達百石左右。

  1.2. 科學、文化、藝術

  南朝在建康設立四館:儒學館,位于城東北的紫金山麓;玄學館,位于雞籠山東麓;文學館,位于城南;史學館,位于城南。

  文化藝術方面:

  南朝文化成就,尤以詩歌最為突出。古體五言詩到了南朝已轉入律詩的新境界。代表人物是晉末宋初的謝靈運和顏延之。南齊武帝永明年間(483~493),詩歌出現了音律化的新詩體,特點是平仄諧調,音節諧美,詩采清麗,對仗工整。稱為“永明體”。在南朝建康完成的幾部總結性文學著述:

  ——《文選》,三十卷的文學總集,收集了上起周代,下迄梁朝的各種重要文體,對后世文學影響深遠。梁昭明太子薛統所撰。

  ——《詩品》,漢魏以來五言古詩的總結。作者梁鐘榮。

  ——《文心雕龍》,文學評論,共五十篇,西周以來文學的總結。作者劉勰,齊朝末年撰成。

  北魏洛陽

  北魏(386~534),鮮卑族拓跋珪(魏道武帝)建立。都城依次是:樂盛——平城——洛陽。
魏孝文帝元弘,太和十七年(493),決策遷都洛陽,曰:“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其欲移風易俗,信為甚難。”(《冊府元龜·帝王部·都邑》)

  守舊貴族強烈反對。

  493年秋,以進攻南朝為名,率二十萬人馬(又號稱三十萬)出發,兵到洛陽,秋雨連綿,行進困難,元弘仍下令繼續行軍。群臣記取太武帝南征劉宋敗而歸的教訓,跪哭于馬前勸阻。孝文帝說:“今者興動不小而無成,何以傳之后代。茍欲班師無以垂之千載。”便提出“若不南征,即當移都于此”。群臣兩相比較,只好同意遷都。

  太和十七年(493年)十月,孝文帝元弘“幸金墉城(在洛陽的西北部,曹魏明帝所筑,原是魏晉被廢的帝后所居,城小而堅)。詔征司空穆亮與尚書李沖、將作匠董爵經始洛京”(《魏書·高祖紀》),又設“壇于滑臺城東告行廟以遷都之意”。正式宣告遷都洛陽。

  又命青州刺史劉芳、中書舍人常景等定新都宮殿、門闕之名。

  太和十九年(495年)九月,宮殿建成,六宮及文武百官舉南遷。 1.城市形態

  在漢魏洛陽的基礎上修建。受舊地的制約,規劃布局采取東西寬、南北窄的形制,但也有所創新。

  城市由內城和外郭構成。內城東西寬約六里,南北長約九里。城北有谷水,東西南三面有陽渠環繞。四面有城門十三座。外郭是東西約二十里,南北約十五里的橫向長方形。南臨洛水,北達邙山,東至建春門外的七里橋,西至閶闔門外的長分橋。坊里、市部分在外城。

  2.宮殿

  改變了東漢以來南北兩宮的制度,而建單一宮城,位置在城的北部,即東漢北宮故址。

  3.園林

  宮城北墻與洛陽北墻之間約500米,為禁苑所在,即史書所載之華林園。《魏書·郭祚zuo傳》:“高帝曾幸華林園,因觀故景陽山,祚曰:‘山以仁靜,水以智流,愿陛下修之。’高祖曰:‘魏明以奢失于前,朕何以襲之于后?’”盡管如此說,還是在園中九華臺上筑法涼殿。

  4.坊里、市、居民

  《洛陽伽藍記》(卷五)載:“京師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戶十萬九千余”,劃分三百二十個里。

  《魏書·廣陽王嘉傳》:“請于京師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魏書·世宗紀》景明二年九月丁酉you,“發畿內夫五萬人,筑京師三百二十坊,四旬而罷。”坊里300余,規劃嚴整。平面正方形,每邊300步,合當時的1里。若以戶均5口記,約有人口50多萬。坊里有嚴格的管理制度,四面開門,每門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洛陽有三市。小市,市,四通市。

  小市,位于東面青陽門外三里,又叫魚鱉市。市,位于洛陽西陽門外四里處。周圍八里。有十個里坊環繞。東,通商、達貨二里。居民盡皆工巧,多以殺豬宰羊為生,很富有。南,調音、樂律二里。居民絲竹謳歌,天下妙伎出焉。西,退酤、治觴二里。居民多以釀酒為業。北,慈孝、奉終二里。居民多以棺槨、賃輀er車(喪車)為業。東北,準財、金肆二里。富人在焉。《洛陽伽藍記·卷四·城西》:“凡此十里,多諸工商貨殖之民,千金比屋,層樓對出,重門啟扇,閣道交通,迭相臨望。金銀錦繡,奴婢緹(ti)衣,五味八珍,仆隸畢口。”四通市,位于洛水永橋以南,又叫永橋市。水陸交通便利,是洛陽最繁華之處。伊洛之魚,于此售賣,魚味甚美,京師人曰:“洛鯉伊魴,貴于牛羊。”四方客商,在此交易。

  四通市附近,御道之東,設四館接待客人:金陵,南方客人;燕然,北方客人;扶桑,東方客人;(扶桑,神樹名,傳說中東方日出處的樹。)崦嵫,西方客人。(崦嵫,山名,在甘肅天水縣西,古代傳說日落之處。)

  御道西設四里,外來客商愿定居的,賜給宅院。歸正里,南方客人;歸德里,北方客人;慕化里,東方客人;慕義里,西方客人。

  5.國子學、寺院

  孝文帝重視漢文化,于御道東、宗正寺北設國子學堂,在開陽門外設太學。興佛教。修建寺院,開鑿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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