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2-07-25 共1頁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開始了大規模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相應地,城市化過程也開始有計劃地迅速展開。40年來,中國在艱難曲折的發展中取得了偉大的成就,經驗和教訓都是很豐富的。中國城鎮化過程的主要特點有:
第一,新中國成立后,城鎮的數量和城鎮人口的總規模有了很大的發展,城市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據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1947年編印的全國行政區域簡表稱,當時全國有69個設市城市(院轄市和省轄市),其中臺灣9個,大陸部分60個。新中國成立后,經過調整新設,1949年底城市數增加到136個,建制鎮2000多個,城鎮人口4900萬。①40年后的1989年底,城市數已增加到450個,縣轄建制鎮9088個,城鎮人口20849.8萬人。凈增城鎮人口近1.6億,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城市普遍都有了自己的工業職能、交通運輸職能、行政或其它職能,成為不同規模和級別的區域中心。城市建設和各項市政服務設施都有了驚人的增長(表18)。和中國一窮二白的基礎相比,這些成績實實在在,國內外有目共睹。
表18 1949、1986年中國城市主要公用事業、公共設施對比表
第二,中國城鎮化的速度與世界進程相比相對較為緩慢,目前的城鎮化水平仍然很低。
發展緩慢主要在前30年。1950~1980年中國城鎮人口的年均增長率達到3.3%,不算太低,但是由于總人口的增長率也相當高(1.92%),城鎮人口比重的上升幅度不大。城鎮人口增長的主要因素是自然增長。世界城鎮人口比重在1950~1980年期間每年大約平均上升0.36個百分點,同期中國平均只有0.13個百分點,無論與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相比都差得很遠。1980年以后,中國城鎮人口增長速度明顯加快了,1989年底城鎮非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18.9%,即使按照第四次人口普查的統計口徑,市鎮人口占全國26.23%,仍然還是低水平的。
第三,中國城鎮化過程的反復性和曲折性是世界上其它國家所少見的,大起大落是中國的主要教訓。
圖24中中國城鎮人口比重的起落和國家政治經濟的發展過程基本上是一致的。按其特點可以分成幾個段落:
(1)1949~1957年城鎮化的短暫健康發展。經過3年醫治戰爭的創傷,恢復了國民經濟,使中國很快進入了“一五”計劃時期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和城市建設。圍繞著694項重點建設項目,采取了“重點建設、穩步前進”的城市發展方針,新建了6個城市,
大規模擴建了20個城市,一般擴建了74個城市。由于重視按科學規律辦事,各項比例關系比較協調,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果。除了1955年發生過局部的收縮以外,城鎮人口比重基本上穩定上升, 8年間平均每年增加城鎮人口445萬,年均增長率7.06%。同時期的總人口年均增長率為2.24%,所增加的城鎮人口中,機械增長占了56%。短短8年城鎮化水平由9.05%上升到13.08%,年均增長0.504個百分點,略高于世界平均速度。
這一階段為中國長遠的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當時的這種主流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另一方面,急于求成、盲目冒進、忽視所謂的非生產性建設已有露頭,對原來東部沿海地區較發達城市的改造和利用沒有給予更多的重視。“一五”期間非農行業勞動力的結構變動中,增長最快的是建筑業和運輸業,工業發展以重工業占絕對優勢,相對忽視能夠吸收更多勞動力的輕工業和第三產業,經濟結構失衡的種子已經埋下。
(2)1958~1960年的過度城鎮化。在“一五”計劃提前1年完成以后,決策層內出現了“冒進”和“反冒進”的爭論。事實上,1957年中國城鎮人口比重上升了0.7個百分點,共增加650萬人,而人均收入沒有增加,城鎮化已經發出了危機的信號。然而這場爭論以一場“反右”斗爭而結束,“冒進”占了上風,再加上1959年反右傾斗爭的推波助瀾,全國轟轟烈烈進行了3年大躍進。這3年重工業產值以年均增長49%、輕工業以年均增長14%的高速度上升。全國職工猛增2860萬人,在農村人口涌入城市的疏導方面也嚴重失控,城鎮人口平均每年增加833萬,年均增長率高達9%,城鎮人口比重從1957年的13.08%猛增到1960年的16.61%,每年平均上升1.2個百分點。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工業發展遍地開花,人均國民收入增長極微,有的年份還有下降。當時的這一切說明以鄉村人口向城鎮的過高遷移率為主和以城鎮高自然增長率為輔為特征的城鎮人口劇增,已經具有過度城鎮化的特征。它既不是經濟正常發展的需要,也不是中國當時經濟發展水平所能承受的。國外學者稱之為“假城鎮化”。
(3)1961~1965年第一次反向城鎮化。城市勞動力的不正常過速增長,使勞動生產率下降,購買力的增加與商品供應不能平衡,造成市場物資供應的壓力。再加上一些地方自然災害、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和中蘇關系的惡化等其它因素,1960年后國民經濟進入了困難時期。為了保證城鎮居民的基本生活,不得不精簡職工,動員1958年1月以來從農村進城的新職工及其家屬回鄉。僅到1963年6月,全國共減少職工1887萬,共減少城鎮人口2600萬人,形成中國城鎮人口第一次大規模倒流。城鎮人口下降的趨勢到1965年才停住。1964年又調整了市鎮建制,縮小郊區范圍、撤銷了39個城市,這一系列措施使城鎮人口比重從16.61%的高峰跌到1965年的14.02%。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采取這樣果斷的、有計劃的調整措施是完全必要的,對于加強農業生產,減少工資開支和城鎮糧食銷量,緩和城市各項設施的壓力,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好轉,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客觀地說,這一次有計劃的調整卻起因于無計劃或計劃失誤的“躍進”。在調整階段中逐漸形成起來的戶口管制、限制人口流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以分散為特征的三線建設、取消城市規劃等政策措施影響深遠,為后來很長一段時間的城鎮化確定了基調。
(4)1966~1976年第二次反向城鎮化。正當國民經濟經過5年調整,開始全面好轉的時刻,接踵而至卻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動亂。對城鎮化過程影響較大的是:“文革”初期大批知識分子和干部下放勞動;1752萬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包括1962年以后);1970~1972年還出現過一面城市知青大量下鄉,一面又向農村大量招工的相向流動;由于對國際形勢的嚴峻估計,在保持高積累率的同時,大小三線建設進入高峰期,工廠進山、入洞、不建城市;控制大城市規模、發展小城鎮的思想作為真理被廣為推行,因當時小城鎮發展缺乏必要的政策,農民被禁錮在耕地上,小城鎮發展實際缺乏動力;城鎮建制的工作基本停頓,新設市極少,建制鎮減少;城市建設投資的比例,比調整時期還有下降,城市問題逐漸積重難返;城市中的計劃生育工作已經初見成效,出生率大幅度下降;鄉鎮企業在江浙等發達地區已經悄悄興起,等等。
“文化大革命”后期,全國各方面工作雖出現轉機。但整個經濟戰線總的說是“左”的思想占統治地位。“文革”10年城鎮人口在波動中略有增長,年均增長率只有1.3%,還遠遠低于全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2.32%)。城鎮人口比重從1965年后繼續下降,1971年達到最低點12.08%,這以后多年徘徊在12.2%左右。包括前兩個階段在內的城鎮人口的幾次大進大出中,結果是以出為主,合起來可以看作是中國長達19年之久的城鎮化不正常發展階段。
(5)1977年以來的城鎮化新階段。“文革”結束后,特別是1978年以后,全國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政治經濟各方面都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城鎮化也重新走上了正軌,出現了一些新的動向。
首先是城鎮化終于走出倒退和停滯的低谷,城鎮人口比重連續12年保持增長,1990年達到了18.96%的水平,年均增長量達到0.53個百分點,總趨勢是健康的。不過個別年份城鎮人口增長一度偏快。1984和1985年城鎮非農業人口的比重分別比上年上升1.2和1.1個百分點,達到或超過1958~1960年的平均速度。雖然增長的原因與大躍進時期并不完全一樣,主要是由于城鎮設置標準的下降和新設置的市鎮數量增長過熱,但也不能忽視基建規模過大帶來的影響。
其次,城鎮人口增長速度最快的地區已從前30年的中國邊遠省區轉移到沿海省和鄂、晉等內地重點建設省份。這與中國建設重點由中西部向東移動,并實行改革開放的總趨勢相符合,后面的章節將進一步論證它的合理性。
再次,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可比增長率雖然仍比中小城市低,但和六七十年代的增長率相比,大城市人口增長率回升的速度卻遠遠超過中小城市(表19)。特別是那些最大的中心城市如上海、北京、天津、廣州等,城市人口已經結束了長時期的停滯,有了大幅
表19 1964~1980年和1980~1989年各規模級城市
人口增長速度比較(%)
度的增長,沒有列入正式統計的流動人口的增長更是前所未有。大城市人口的行政控制已不完全有效。
最后,中國的城鎮化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力量和兩種形式并行不悖的發展格局已日趨明顯。由鄉村工業化所帶來的鄉村城鎮化的勢頭比10年前明顯增強了。
第四,中國緩慢的城鎮化過程并沒有出現大城市人口過分膨脹的現象。
這和世界其它國家是很不一樣的。如前所述,中國城市的機械增長主要發生在“一五”期間,在1980年以前中國特大城市總的人口增長速度相當低,機械增長相對于自然增長更是微不足道。據胡開華的分析,1949~1979年30年間14個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長中機械增長部分只占10%左右,而同時在全國城鎮人口的增長中,機械增長約占30%,故絕大部分機械增長分散在廣大中小城鎮,并非涌向大城市。上海、天津、廣州、南京的機械增長還呈負值。①筆者以1964年的城市規模為基準,也分析發現1964~1980年期間50~100萬、100~200萬和大于200萬的3個城市級人口的實際年均增長率不僅低于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長率,而且遠遠低于全國人口的年均增長率,說明人口遷出大于遷入。這本身是不正常的政治、經濟背景下出現的不正常現象。1980年以后經濟進入正常發展,各級城市人口增長都明顯加快,但3個大城市級的增長率仍然低于全國城市人口的平均增長速度(表19)。
對于這樣一個十分清楚的現象,也有許多人持完全相反的觀點,堅持認為中國大城市人口長期處于失控狀態,大城市數量過多,城市規模結構頭重腳輕,大城市人口的過速增長帶來了嚴重的“城市病”等等。但大量的資料和分析可以證明,這些論點的事實根據和理論根據都不充分,產生這些不正確的結論有思想認識和對比方法上的原因,也有城市概念和城市統計口徑使用上的錯誤。①
第五,中國的城鎮化不是伴隨著農村的破產和城鄉關系的尖銳對立展開的,它是城鄉居民共同富裕、城鄉經濟共同繁榮的道路,這是中國社會主義城鎮化的本質特點。今天和未來的城鎮化發展戰略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波瀾壯闊的農村和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密切相關(表20)。
表20 中國城鄉人民收入對比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