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發布時間：2012-07-25 共1頁
一個國家的城鎮化水平受很多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有國土大小、人口多寡、歷史基礎、自然資源、經濟結構和劃分城鄉人口的標準等。但所有因素中，城鎮化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關系最為密切。
諾瑟姆認為城鎮化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是一種粗略的線性關系，①即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城鎮化水平也越高。
為了證實這種關系，筆者采用和諾瑟姆同樣的指標，以城鎮人口比重代表城鎮化水平，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代表一國經濟發展水平，對1977年世界157個國家和地區的資料進行統計分析。發現除了科威特、新加坡、瑞士、烏拉圭等大約20個國家因受某種特殊因素的強烈影響，兩種水平之間互不匹配以外，其余137個國家和地區的這兩個指標既不符合線性相關，也不符合雙曲線模式，而是一種十分明顯的對數曲線關系。
y＝40.62 lgx－75.83 （1）
式中，相關系數R＝0.9079，標準差S＝9.8
y——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
x——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美元/人）。
為了縮小樣本分布不均勻造成的誤差，把137個國家和地區按城鎮人口比重2％為間距分成40個組，以每一組若干國家的加權平均城鎮化水平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水平再進行回歸，結果得（2）式，相關系數提高到0.9609，標準差下降到7.15。
y＝40.55 lgx－74.96 （2）
方程（2）的擬合曲線較好地反映了世界各國城鎮化水平和經濟發展之間普遍存在的關系。選取日本、蘇聯、美國和南斯拉夫等
典型國家1950～1975年的發展過程加以檢驗，也初步證明在一個國家的發展過程中二者之間具有類似的對數曲線關系。
這一規律性的揭示主要有兩點意義：①在理論上很好地解釋了城鎮化過程的階段性。因為對數曲線關系表明城鎮化水平的增長和經濟水平的增長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數量關系。在工業化發展的前期，人均總值增加一定數量，需要相應提高的城鎮人口比重卻相當大。在經濟水平很低的情況下，實際的城鎮化速度是較慢的。但越往后，人均總值增長同一數量，相應需要提高的城鎮人口比重就趨于減少，直至后期階段，經濟發展的同時，城鎮化水平提高很慢而趨于穩定。以（2）式的模型為例，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分別在200、500、1000、3000、5000、8000美元時，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再增加100美元，相應增加的城鎮人口比重依次按 8.8、3.52、1.76、0.58、0.35、0.22個百分點遞減。另一方面對數模式修正了城鎮化是工業化的簡單后果的認識。早就有資料證明，許多發達國家城鎮化水平在提高的同時，工業勞動力的比重反而在下降（圖21）。比較準確的說法是城鎮化與經濟發展存在著一種互相促進、
互為因果的關系，而且二者關系的側重點前后有所不同。在前期主要表現為工業化的進展要求并促進人口向城鎮的集聚，在后期主要表現為較高的城鎮化水平所直接帶來的生產集約化、生活集約化、管理科學化和文教科技的進步等一系列結果促進了包括工業在內的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諾瑟姆的粗略線性關系，不能解釋這些階段性現象，與他自己提出的S型過程曲線也互相矛盾。顯然，對數曲線關系既包含了線性關系的基本內涵，又更準確地反映了城鎮化和經濟發展的客觀過程。②在實踐意義上為預測城鎮化水平建立了一種可行的模式，并已在區域性的規劃中得到運用。該模式在調控城鎮化步伐與經濟發展保持協調中也有參考價值。
這里探尋城鎮化過程的一般規律性，并不抹殺不同社會制度下和不同國家之間城鎮化道路的特殊性。規律性是有層次的，這可從兩方面得到說明：
第一，推動城鎮化發展的動力無非是推力和吸力的共同作用，但是推力和吸力的具體內容可以很不相同。例如帝國主義國家都曾經以剝奪殖民地作為大規模擴大再生產的資金來源，從而加快了城鎮化的進程。國外移民的擁入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城鎮化也有很密切的關系。資本主義國家城市的發展，特別是發展早期，總和農民的破產聯系在一起，破產農民對城市生活的夢幻追求，常使過量的農民盲目擁入大城市，擠進貧民窟，擴大失業隊伍。社會主義中國的城鎮化當然不希望也不應該與它們有共同之處。
第二，城鎮化是人類社會進入工業社會后的必然趨勢，城鎮化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有著某種規律性，這并不意味著城鎮化在積極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不會帶來某些消極作用，譬如城市失業、貧民窟、城市交通擁擠、環境污染、侵占耕地等等。中國面對的問題顯然不是要不要城鎮化，而是如何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盡量克服其消極影響，使城鎮化健康發展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