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城市規劃師考試城市發展史講義(三)
發布時間：2010-01-14 共2頁
三、中國古代的“城”“市”
關于工業革命與城市的發展這里不再論述，現在我們把目光轉向中國古代城市。中國城市誕生的公式：
“城——王權”+“市——商業”=“城市”。
中國古代城市，就性質而言，始終不曾脫離政治堡壘的特征，純粹商業性的城市從不曾占到主流地位。政治地位是城市的根本命脈，城市經濟淹沒在小農經濟的汪洋海中，無關乎整個國計民生。長期以來，商業不是一種目的，而是維持政治性城市自身生命活動的一個條件，一種需要，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古代商業可以看作是整個國家統治機器上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但由于商品經濟與封建統治者賴以立足的自然經濟之間天敵般不可調和的矛盾，它又始終得不到長足的發展。
其實，中國古代的商業與城市不論在產生的時間還是空間上都有著如影隨形般的關系。《易經·系辭下》曰：“庖犧氏沒，神農氏作，列廛于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堯舜時不僅產品交換的領域已相當廣泛，并且有了賤買貴賣贏利的意識。《管子·揆度》篇說堯舜時期“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說明黃河流域部落和西北、長江流域之間已有交換。《淮南子·修務訓》載“堯之治天下也”，“得以所有，易其所無，以所工易其所拙”。《尸子》說舜“頓丘買貴，于是販于頓丘，傳虛賣賤，于是債于傳虛”。禹時商品交換成為治國安邦的計之一，據《尚書·皋陶漠》載，禹在治水時曾說：“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樊遷有無化居。丞民乃粒，萬邦作義”。意思是：又和稷一道教民播種百谷，給人民提供糧食和肉食。發展貿易以互通有無，人民才得以安居樂業，天下也就可以太平了。這些都發生在中國城市起源的時期。
不過商業不是城市的直接動因，城與市很可能是分離的。在考察中國初期城市的形態和性質時，張光直認為這種新的聚落形態包括這樣一些要素：
一、 夯土城墻、戰車、兵器;二、宮殿、宗廟及陵寢;三、祭祀法器(包括青銅器)與祭祀遺址;四、手工業作坊;五、聚落布局在定向與規劃上的規則性。
從這里不難清楚地判定城市的政治、軍事本質和王者君臨一切的地位。內中無有市場的位置并不奇怪，因為對于王者來說，交換在他們的生活中并不象在百姓生活中那樣占有重要的地位，市場無涉他們利益的根本，自然不成為早期城市必然的構件。倒是手工業作坊更為重要，因為不僅一些生活用品，禮法器皿，而且貯糧器物、兵刃利器等軍備物資也出自這里，因而更具戰爭價值，因而與城池密不可分。
不過按理推測，城附近該會有市。《逸周書·殷祝解》記載湯起兵時“民聞湯在野，委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虛”。“委貨”就是扔掉商品，從這里看，如果市不在城中，也必在城的附近。
商代是中國古代商業興時期，《尚書·酒浩》稱妹土人“肇牽車牛，遠服賈”。郭沫若解釋道：“肇者，始也，可見，在周初人的眼目中認為商行為是始于殷，約就因為這樣，所以后民稱經營這種行為的人便為‘商人’的吧”。不僅平民以此為生計，貴族亦率先經營此道。貝作為貨幣廣泛使用，而且出現了目前世界上發現的最早的金屬貨幣銅貝，它的出現反映了當時商品交換的發展已經達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度。
市，已發展成為一種具有明確概念和固定形態的事物，故殷彝器金文中有“市”字出現。《商書·盤庚》有“若撻于市”等記載。在這樣普遍的商業活動中，城市以其特有的優勢肯定會成為商品集散的樞紐，《六韜》上記載：“殷君善治宮室，者百里，中有九市。”但考古勘探至今尚未發現“市場”遺址。已發掘的商代都城，從前期的鄭州商城，稍晚的湖北黃陂縣盤龍城，到后期的安陽殷墟，它們共同的組成要素和基本的布局結構是：
第一， 城墻、濠溝或兩者相結合作為防御設施;
第二， 作為政治中心的宮殿區設在城的東北部，全城以此為重心;
第三， 墓葬區分布在四周外圍地帶;
第四， 手工業作坊也分布在外圍地帶;
第五， 居民點分布于四周外圍的農業、手工業地區。
唯獨不見市的蹤影。如何解釋這種現象，我們認為主要還在于城與市是松散的連帶關系。城帶有市，但市不屬于城的核心組成部分，在空間上二者處于分離的狀態。一個城可以帶有多個市，在一定的區域面積內組成“政治+經濟”的聯合體，行使中心的職能。前引《六韜》所載就是這種松散聯合的一種形式。后來完整意義的城市的誕生是這種聯合體在空間上的收縮聚攏。其次，市場既然不成為城的重要部分，不可避免地在物質形態方面發展不力，故難有長留的遺址。
西周城市作為宗法分封政體和禮制社會組織的一個部分，進入政治制度的序列，具有了上層建筑的意義，較之前代城市單純的暴力工具形象，升華到了一個新的層次，建立了我國早期政治型城市的一種典范。一套營國制度對許久以來營都建邑的經驗作了階段性的總結，制訂了各級城邑嚴謹而規范的模式。以王城而言，市與宮、朝、祖、社一道，成為城的結構元素之一。但必須指出，這個市屬“宮市”性質，是為君主的生活服務的，所以《周禮·內宰》規定“后”主“市”。對于城市沒有什么實質性的影響。
周人重農，以為本業。“ 工商食官”，依附于統治機體。與周朝社會嚴密的禮治秩序相一致，商業貿易也處于嚴格的規范之下。除了各級城中之市以外，在王都周圍500里以內也作了規則的市場布局，《周禮》記載：“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堠館，堠館有積”。又從《周禮·地官·司市》及《禮記·王制》等文獻來看，西周對市場作有全面的組織管理，概括起來有如下措施：一、限制參與流通的商品;二、貴族不得直接參加交易;三、規定市的類型與各種人等交易的時限，市外不準交易;四、設置專職來掌管市場秩序稽查、驗證、稅收等事;五、商品以種類價格按肆排列，加強市門管理。
在施行有效的監控之后，一方面可以保證必要的商品交換，另一方面也扼制了商業的進一步發展。城市的經濟活力極其微弱，各級城市之間表現為層層控制的政治關系，經濟上的聯系是次要的。龐而缺乏動態活力的城市網絡，是國家穩定的一個保障。
春秋戰國，禮崩樂壞，城市的舊制體系也受到劇烈的沖擊。政治因素，戰爭因素和經濟因素是導致城市變革的三根源，而最具革命意義的，當數經濟因素。而且，政治、戰爭對城市影響的深刻性，也最終體現在經濟形式上。
戰國年間，中國商業發展掀起了一個迅猛的高潮，其洶涌之勢一直波及到西漢。突出發展的商品經濟是社會經濟基礎和包括意識形態在內的全部上層建筑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一個直接因素。約從桓文以后的春秋后期到戰國年間，整個社會變成一個追逐的社會，成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所有士農工商各色人等無不孜孜求利，“財幣欲其行如流水”。在這樣的勢如卷席的商品洪流里，市場興旺事屬必然。
戰爭進一步促成城與市的一體化。戰國年間干戈擾攘，“爭地以占，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為了守城，必須提高經濟上的防御能力，城的小、人口多少、糧食貯備、財富積蓄以及城與市之間的遠近都關系到存與亡，故《墨子·雜守篇》云：“凡不守者五：城人少，一不守也。城小人眾，二不守也。人眾寡食，三不守也。市去城遠，四不守也。蓄積在外，富人在虛，五不守也。”時人認為，市對城的占守至關重要，《尉繚子·武議篇》說：“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又說：“夫市也者，百貨之官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這些認識直接促成了城與市的結合。
一體化了的城與市，不再是單純的政治軍事據點，并且是商品流通的樞紐，開始具備了廣闊的社會經濟效果，成為兼具統治中心和經濟中心雙重功能的空間實體，“城市”的意義趨于完整了。
“城市”在特殊的戰爭環境下產生，其結構從一開始就表現出某種目的下的清晰性與條理性。考古顯示，春秋戰國中原各國都城都采用“城”、“郭”毗連結合或“城”、“郭”相套的布局方式，楊寬先生認為前種布局源自西周初期東都成周，是為了增強國都的力量。城集中了宮殿官署，是為宮城。郭則為官僚、地主、商人、手工業者的居住區，還有相當規模的市和手工業作坊，是經濟活動集中的地方。宮城的營建推行體現至高無上的君王權勢的禮制。郭的規劃要旨則在于保證生產經營活動的良好運作和治安秩序，方法是：
一、以職業身份組織居住。《管子·小匡篇》認為：“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嚨，其事亂”。《管子·匡篇》進一步明確：“凡仕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工商近市”。
二、采用封閉式的里制，以防奸邪賊亂。戰國時代中原各國體上都沿用這種里制。
市不僅是郭中商業活動集中的區域，而且由于“工商近市”，顯然又是郭的平面布局的一個重要的組織核心。根據現有文獻和考古資料，戰國時代開始出現有封閉結構的市區，并出臺整套的市場管理制度，開了中國古代集中封閉市制的先河。《秦律》的《金布律》即訂有多項的市制條款。賀業鉅先生認為，《周禮》中《司市》所述之市制，概是以齊臨淄的市制為藍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