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規劃師考試城市發展史講義(十)
發布時間：2010-01-14 共4頁
1.6.中國古代城市的革命性進步——市坊解體與街市的形成
1.6.1.中國古代城市的一次解放與進步
宋代東京街市，是中國古代城市發展進步中出現的一項極為重要的因素。此前，還較少見到有過對它如此集中的關注及對它全面認真的剖析，也未對它產生的原因及意義給予足夠的認識和充分的評價。
在漢語詞源上，“城市”一詞由“城”和“市”組合而成。這種組合的完成，也就是完整意義上的城市的產生，約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兩種具有代表意義的實物元素，生動形象地概括了城市在當時的政治軍事性質和商業功能。
資料顯示，在戰國眾多的都會之中，商業發達，市場景象十分繁榮。出于安全及管理的需要，這時出現有集中封閉式結構的市，并訂有相應的市場制度，開了中國古代城市封閉式市制的先河。進入封建社會，從西漢長安到隋唐洛陽、長安，這種市制形式又沿用十一個世紀，一千一百余年之久。
如此漫長的歷史跨度，市制的長期存在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的。直接的原因卻是城市商業發展的不力。
總結歷史，城市的發展進步是政治軍事色彩逐漸褪化，經濟功能逐步增長的過程。而城市經濟功能增長的第一步，就是商業的發展，而后是工業的發展。當這兩者在城市中迅猛發展起來以后，都給城市帶來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實現城市的進步。在西方城市發展史上，前者發生的時間主要在十四~十八世紀之間，后者發生的時間是在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以后。可以認為，商業的推動和產業的推動一樣，是城市發展的一個必經階段。
到宋代，迎來了中國城市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其中突出的就是商業的發展，對此，中外學者都予以了高度的評價，譽之為中國古代商業發展史上的一次革命。而商業革命帶來了城市突破式的變革，典型的標志即是城市的市制與坊制的解體，街市的產生，這一切，完整地體現在北宋的都城東京身上。坊市解體，街市產生或許可以恰當地稱之為一次解放，不單是城市商業活動不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更重要的在于引發了城市的功能性質、物質要素、結構布局等方方面面的整體嬗變，由此，中國古代城市向前發展了一步。并且，城市的發展又在社會的經濟、思想、文化、生活等各個領域產生了巨而深遠的影響。
1.6.2.坊市解體的原因
(1)政策因素
在政策上，宋初的七十余年，為了迅速恢復遭戰亂破壞的國民經濟，統治者除了扶助農業生產外，對商業也給予了積極的保護和鼓勵，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在“冗兵、冗吏、冗費”的消耗下，歷盡艱辛開創的小康局面很快喪失殆盡，到真仁朝時已陷入積貧積弱的局勢。這個看起來好似戲劇般的轉化，實則蓄含著必然性，根源在于宋朝的中央集權政策。
首先，“三冗”的形成就與中央集權政策有直接的關系，其次，農業生產為此而遭到了很的破壞。比如，為了補償官僚在政治權力上的失落，朝廷給了他們許多經濟上的利益和特權，宋朝實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便暗含有這層意思。結果，造成批農民喪失土地。在“三冗”的耗費下，國用日蹙，斂財最為急務，于是宋朝政府將以前各個朝代增加收入的辦法都加以改造利用，并且還創造了一些新的聚財斂財之法。但支費實在太，斂財之術也就不能不越來越深刻，幾近不擇手段，竭澤而漁的程度，這就使得宋朝的賦稅格外沉重，農民不堪負擔，逃離土地。冗兵之患則不僅在于虛耗國庫，還在于奪取了批農村勞動力。《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上一載“景佑初，患百姓多去農為兵，詔臣條上兵農得失，議更其法”。可見仁宗景佑初年(1034年)就已覺察到募兵害農的危機。歐陽修的時論《原弊》痛陳仁宗康定年間(1040～1041年)，年輕力壯的男丁都被吸引到軍隊里去了，田地里只剩下老弱者，生產力為此為降低。
凡此種種，造成了農業生產的一派落寞，將宋初扶農的成果為減損。太宗末年陳靖上疏言：“京畿之地，南北東西環繞三二十州，連接三數千里，其田之耕稼者十才二三”[1]。仁宗康定年間歐陽修講：“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請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辟者不知其數，非以土之瘠而棄之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2]。仁宗末年蘇轍進策又言：“當今自楚之北，至于唐鄧汝穎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谷，荊棘布野而地至肥壤”[3]。不僅京畿，京西一帶在北宋前期百余年中農村經濟狀況不佳，川蜀江浙等地區也是同樣。
本來，自耕農形態是封建社會發展的最佳形態，他們擁有自己的土地，適應當時的生產力水平，能夠進行擴再生產，從而發展社會經濟。在土地被兼并和沉重賦稅的壓迫下，他們批脫離土地，等于自耕農形態的分崩離析，不僅是生產力的破壞，又釀成嚴重的社會危機，惡性循環地影響農業生產。
中國是傳統的農業社會，農業乃立國之本，國用收入主要依靠農業。宋朝的財政狀況十分緊張，農業生產又遭破壞，無力支撐局面，因此不得不多方搜斂，商業成了統治者倚靠的一個重要的財政支柱。這就是宋朝放寬抑商政策，形成商業發展態勢的主要背景。
在商業發展的潮中，各個階層的人士都被卷了進來。特別是官僚權貴的經商活動，格外引人注目。他們在東京城中量經營邸店，侵街占道，承當了街市形成的開路先鋒和中流砥柱作用。
由于首都地位及城市經濟的發達，東京人口眾多，超過百萬以上，最盛時達150萬左右，是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中央集權政策進一步加重了東京的城市負擔，主要是在東京集中了批的軍隊，其次農民量流向城市也與之有很的關系。在巨的人口壓力下，對給養和物資供應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東京原有的東、西兩市根本無法應付，于是在汴河兩岸首先興起了許多行市，并逐漸在全城擴展。這些行市與邸店一起，成為街市生成的又一個基本點。
集中財權為皇家的奢侈提供了極的便利。從北宋中期開始，皇室生活已趨奢華。興土木，婚喪嫁娶、祭祀賞賜、日常開支，浪費驚人。這種習氣從上到下，一直感染到黎民百姓，一時成為北宋的社會時尚，東京是這種時尚的中心，儼然一座消費或寄生的城市。為了滿足種種消費需求，城市中涌現出了一批相應的商業，服務業項目，如商店、酒樓、飯館、瓦子等，沿街分布，從而使完整的街市得以形成。
總結下來，邸店和新興行市是東京市制解體、街市形成的兩個突破點，奢華的城市生活是一股強的推動力，最終造就出了血肉豐滿的街市。這一切既與北宋的中央集政策權有緊密的聯系，也與東京特殊的地理條件和宋代經濟性城鎮體系的形成密切相關。
(2)地理因素
宋代之前，中國都城在地理上有兩特征：一是深入富庶的農業腹地，即通常所說的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緊密結合在一起;二是軍事上憑有險要。這兩個條件培育出了中國古代都城的“堡壘”特征，經濟上的功能則十分微弱，封閉的市制在這種情況下得以長期延續下來。
而東京在地理上卻不具備這兩個條件，憑著交通上的優勢取得了首都的地位。為了獲得軍事上的保障，采用了“以兵為險”的策略，在東京屯駐重兵。而為了養兵，維持首都地位，取得東南的物資又至為重要，這些物資主要靠汴河水路運來，數目龐，所以汴河兩岸地帶變成集散和調配的樞紐，產生眾多接待商貨的行市和邸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