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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控房價泡沫，政府出了太多政策。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社會文化中，這些政策很容易被投機方利用矛盾制衡理論輕松化解。最終調控結果得不償失。
　　比如加征營業稅等稅費上調，在樓市上升過程中，這些交易環節的稅費除了導致短期集中過戶外，還有可能被加入購房成本，進一步拉高房價。
　　更不用說增加保障房供給，歷史經驗證明，地方政府如期踐行保障房承諾的情況簡直少之又少。在政府官方網站上，關于保障房建設進度的消息要么滯后數月甚至數年，要么根本不給予公示。
　　相比之下，打擊樓市投機的即時有效辦法是增加信貸成本，甚至開征物業稅。但物業稅開征仍有類似評估和統計這樣的技術性問題沒有解決。要增加信貸成本更要從宏觀經濟總體來衡量時機。多數開發商雖然也意識到了房價泡沫的存在，但無一不在“押寶”國家短期內不敢修正樓市的窘境。
　　在筆者看來，解決樓市矛盾的根本做法是徹底地下決心調整產業結構，為此可以不惜犧牲幾年的GDP增長。只有當企業和投資人看到了實體投資的樂觀前景后，大量資金才可能從房地產市場流出。類似目前這樣的保八目標，對樓市調整前景并沒有多大的幫助，反而給對賭政策的人上了“政策保險”。
　　另一個重要的制度性工作是中央與地方財稅體制的調整。只有在財稅方面部分讓利于地方，進而改變地方政績考核體系，才能令地方政府真正有還住房保障于民的責任心與行動力。“幾千年來，中國經濟是一個中央與地方博弈制衡的過程。權利收得太久，地方經濟會沒有活力，權利放得太久，中央財政薄弱不利于統一效能。目前這個過程還處于強力中央政府的階段，危機渡過之后，相信地方政府會有更多自主權。”一位銀行業高層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