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登記代理人輔導：意思主義與表示主義(1)
發布時間：2010-01-14 共1頁
在"法律行為的解釋"、"合同的解釋"、"遺囑的解釋"等用語之外,還可以見到"意思表示的解釋"這樣的表達。對于作為單獨行為的遺囑而言,意思表示的解釋和遺囑的解釋是一樣的,將其二者分別討論,并無特別意義。可是,對于合同而言,僅有雙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尚不成其為合同,須依意思表示的合致(合意)始能成立合同,故"意思表示的解釋",在對合同是否成立進行判斷的階段,便有了其特別的用場,是為其特征[6]。
合同的解釋,是對于既已成立的合同確定何為其內容的一種作業。自邏輯以言,首要的問題便是合同是否成立,就此所作的判斷便是對雙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釋"。在判斷雙方當事人的意思是否合致時,則應分別解釋各自的意思表示。比如顧客ａ到金銀珠寶商ｂ處訂做結婚戒指,他所希望的材料是"白金"(ｐｌａｔｉｎａ,鉑),卻誤以為"ｗｈｉｔｅｇｏｌｄ"(人造白金,金與鎳的合金,比鉑便宜)便是"白金",便訂做了"ｗｈｉｔｅｇｏｌｄ"的戒指;ｂ用人造白金制作了戒指場合,合同是否成立呢?ａ的意思表示在主觀上的含義是訂做"白金戒指",相反,ｂ的認識上則是制作"人造白金戒指",對于合同是否成立的意思表示如在主觀的意義上進行判斷(有人稱此為"關于合同成立的意思主義"),由于沒有意思表示的合致,故合同不成立。可是,如此對于意思表示作主觀上的解釋,合同不成立的情形將量存在,不僅害及交易的安全,民法上的"錯誤"制度能夠發揮作用的情形便基本上不存在了(因為能夠作為錯誤的場合都會作為合同不成立來處理)。故此,現在判斷合同是否成立時,對當事人意思表示的解釋應當是客觀地進行的("關于合同成立的表示主義")。依此立場,上例中在"ｗｈｉｔｅ
ｇｏｌｄ的戒指"這一客觀的表示上是一致的,故合同成立。[7]
接下來的問題,便是成立了什么內容的合同,這便是合同解釋問題。關于合同解釋,通常認為對于經合意的表示應作客觀的解釋(此稱為"關于合同解釋的表示主義")。在前例中,"ｗｈｉｔｅ
ｇｏｌｄ"這一表述一般在社會中是理解為什么含義?這便是解釋的標準。由于"ｗｈｉｔｅ
ｇｏｌｄ"一般理解為"金與鎳的合金",所以該合同便是指人造白金戒指的加工合同。不過,這種內容的合同的成立與一方當事人的意圖相左,對該方當事人的保護便是第三個問題,該問題是作為"錯誤"(重誤解)問題加以處理。[8]
意思表示的解釋既然仍有其獨立存在的必要,此項內容,如果有必要作出法律規定的話,放在"合同法"中"合同的訂立"一章規定足矣,可不必像德國民法典那樣,在總則中作一般性的規定。在"合同法"中規定的意思表示,屬于需要受領的意思表示,像現行《合同法》那樣規定相應的"到達主義"等規則,并無不妥。另外,這種意思表示的解釋規則,由于是關于要約、承諾之類特定的意思表示的解釋,與合同解釋的有關規則,在各自的規范領域上仍有區別。
意思主義與表示主義
"草案"第一編第63條確立的解釋規則,是要"確定該民事法律行為的真實意思"。惟就何謂"真實意思",理解并不統一,別為意思主義與表示主義兩類。在放棄統一規定模式的前提下,便應當分別法律行為的不同下位概念,具體分析。
對于無需受領的意思表示,以遺囑為例,雖然遺囑在被他人發現以后才會受到注意,但是,由于遺囑人的意思表示不必針對受益人發出,因此法律對受益人的利益考慮甚少。而且,事后還有可能再發現另一份后來訂立的、撤回前一份遺囑的遺囑,對此受益人是無能為力的。出于此類的原因,撤銷遺囑以后,不發生要求賠償信賴損害的請求權。由此,在解釋遺囑時,不需要考慮受益人的信賴利益。根據表意人的意思進行解釋,適用于無需受領的意思表示。因而,德國學者梅迪庫斯認為,德國民法典第133條的表述適合于解釋無需受領的意思表示,但并非一般性地適用于法律行為。[9]在德國的學理通說上,對于遺囑的解釋是以其"主觀"意義為準的,而并不是以不同于主觀意義的客觀意義和規范意義為準的。對遺囑的解釋,既非取決于某個特定的受領人的理解可能性,也不取決于遺囑人針對的相關多數人的理解可能性,而原則上僅以其自行所指的內容為準。遺囑解釋方面的關鍵性法律規定,首先仍然是德民第133條,而第157條則不適用。另外,可以適用第2084條。問題的關鍵是要看遺囑人想在遺囑中作出什么安排,為此應分析所有情形(甚至包括遺囑人的想法、動機和目標),從中推知遺囑人的意志走向。這樣,一般的詞義在通常情形下具有關鍵意義,而在遺囑中其意義就比較小。如果遺囑人用錯了表達方式,但可以毫無疑問確定他所想表達的內容,那么該表達方式即在他所指的意義上生效,即使這層意義與一般的詞義不符也無關緊要。[10]在日本判例和通說上,對于遺囑的解釋,亦強調其與一般法律行為的差異,強調應依遺囑人的真意(內心的效果意思)進行解釋。[11]這樣,我們可認為,對于遺囑是要作"主觀解釋"的,所奉行的是意思主義,盡管這種主觀解釋也要受到某種限制,比如須在遺囑人所作"表示"可能的范圍內進行解釋。
對于需要受領的意思表示,比如對于合同中的意思表示進行解釋時,表意人和受領人一致表達的意義才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最好地顧及雙方的意圖。在對意思表示進行解釋時,意思表示之一般為人們所理解的詞義具有關鍵意義。[12]縱然當事人的用語有所不當甚或錯誤,只要意思受領人對表示的理解同表意人所表達的內容互相符合,那么仍然應以表意人的表示為準。這便是"誤載不害真意"的原則(ｆａｌｓａ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ｎｏｃｅｔ)。此時所奉行的應當認為是意思主義,而關于"誤載不害真意"原則,無論是"草案"第一編第63條還是《合同法》第125條,都沒有反映出來,它們所強調的都是根據所使用的詞句確定當事人的真實意思,非如德民第133條及臺民第98條那樣,明言"不得拘泥于所用之詞句"。這一點在制訂民法典的時候,是應當予以改進的。如果雙方對于詞義存在歧義,這時,"所謂當事人之真意,不是指當事人內心主觀之意思,而是從意思表示受領人立場去認定的’客觀表示價值’。"[13]如果屬于表意人內心意思與外部表示不一致,則可以根據錯誤制度進行救濟,此時所奉行的則是表示主義。
狹義的解釋與廣義的解釋
狹義的解釋,即闡釋性解釋;廣義的解釋,則在此之外,還包括補充的解釋及修正的解釋。[14]在制訂民法典時,是僅規定狹義的解釋抑或也規定廣義的解釋呢?為說明這一問題,下面以合同解釋為例,先具體說明其各種的含義。
在合同解釋中,首先要確定當事人賦予其表示行為的含義。這樣,對于表示行為含義的闡明,便是狹義的合同解釋。然當事人表示行為的含義縱經闡明,由于當事人專注于其所欲達到的經濟的或者社會的結果,對于許多具體問題未作詳盡的約定,此類情形亦多有發生,對當事人的表示未盡之部分,為確定當事人的權利義務,法院或者仲裁機構須補充合同的內容(補充的解釋)。比如買賣合同場合,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價款一旦達成合意,合同便可有效成立,至于履行期為何時、履行地為何處、標的物有瑕疵時發生什么效果等等,未予闡明的,便需要法官作補充的解釋。再有,如按當事人表示的原樣賦予法律效果,則會有悖事理場合,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不能不對合同的內容予以修正(是為"修正的解釋")。上述補充及修正,均系藉"合同的解釋"之名作出的,與狹義的合同解釋自有不同,它們并非純粹的"含義的確定"(或稱"意義的發現"),而應當認為是進行了"含義的帶入"(或稱"意義的插入")
綜上所述,所謂合同的解釋,不僅包括確定合同含義的狹義的解釋,也包括合同有漏洞時的補充的解釋以及合同內容不適當時的修正的解釋。這樣,所謂合同解釋,可以認為是把握合同所使用語言、文字的意義,以闡明當事人真意,從而確定、補充或修正合同內容的作業。[15]現行《合同法》第61條、第114條第2款等規定的規則,可以分別歸入補充的合同解釋或者修正的合同解釋。這樣,在制訂中國民法典時,除狹義的解釋之外,對于補充的解釋及修正的解釋,如果沒有特別的理由,仍可以繼續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