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心理學 第四節 癌癥的心理問題
發布時間：2014-12-29 共2頁
目前已有人確認癌癥是一種心身疾病，近年來心理免疫學的發展更為之提供科學的依據。
一、癌癥發生發展中的心理社會因素
（一）個性因素與癌癥
自古以來，就有人注意到癌癥發生與個性有關。早在公元二世紀Galen就觀察到抑郁的婦女較性格開朗者易得乳癌。以后的許多研究中提到癌癥患者的心理特征有“反應遲緩、不表露感情、與父母感情較冷淡”：“抑郁加抽煙易得肺癌”：“乳癌患者往往是怒氣難以自制而又被壓抑著”：“孤獨、無助并處于絕望等情緒憂傷可使白血病及何杰金氏病發展”。
我國的惡性腫瘤以消化道為主，胃癌最為常見。據1980年的資料，胃癌死亡率占癌癥總死亡率的23.03％，近年的研究表明，飲食因素及精神因素（社會心理因素）是胃癌的高危因素。據全國胃癌綜合考察流行病學組（1981）指出，與胃癌相關密切的社會心理因素有：①性格特點：社會內向、抑郁、不靈活性；②生活事件：青少年時期或早期的精神創傷。張宗衛、郭艷容（1986）用自制的腫瘤流行病學研究量表測得，抑郁和不靈活的個性在胃癌的發生中有一定的意義（與健康對照組相比），但與其他癌癥對照組相比則無顯著差異，說明心理社會因素在癌癥發生中具有普遍意義。北京城區調查表明，“好生悶氣”居胃癌各類危險因素之首。
（二）生活事件與癌癥
Miller（1977）在一篇綜述中指出：①在200余篇涉及人格、情緒、應激對癌癥關系的文獻中，結論均為肯定其間的聯系；②臨床經驗表明，確信自己癌癥診斷者，往往預后較差，而對診斷持懷疑態度者常較好；③臨床上有些長期存活（15～20年）后突然復發，其原因均為在復發前6～18個月內有嚴重的情緒應激；④乳癌與無法解決的悲哀有關；⑤對1，400對配偶作癌癥發病調查表明，配偶一方患癌或死于癌癥的心理應激可引起另一方患癌（當然還應考慮“共同環境”因素的參與）。
對比血液化學與心理學的變數之間的關系發現，血液化學可提供疾病的近期信息，而心理學變數對癌癥的預后有關（Achterberg等，1977）。修女的乳癌發生率高于其他婦女（其他部位癌癥發病無顯著差異），這符合獨身婦女乳癌發生率高于婚配婦女的事實。年齡起過40歲的修女，其乳癌發生率甚至超過獨身對照人群。修女乳癌發生率較對照組為早。在45～49歲期間有一“突變”性增加，較消化道癌的“突變”早5年。
有人將不同疾病人群中出現類似的個性，稱為一般性因子（G因子）；另外，還有一種界定癌癥特定部位和類型的心理神會因素，稱為特異性因子（S因子）。研究表明，乳癌病人的S因子為：①孩子較小或沒有；②難以發泄的敵意和被遏制的憤怒；③信奉宗教或社會的正統規定；④猶豫不決；⑤早年生活特征是童年喪失父母形象或由于父母冷淡而使童年期較少保護和愛撫，使之常處于抑郁與絕望心境中。
用社會再適應量表作比較，癌癥患兒在發病前一年內，遇到重生活事件的比率較高。在心理治療組中，72％的癌癥病人在發病前數月到八年期間均受過近親喪亡的沖擊，而其他原因作心理治療者（對照組）只占10％。
有關癌癥發病與心理社會因素關系的研究在解釋上有重困難，這是由于方法學和實驗設計的多樣性所造成，另外，抑郁這個與癌癥有密切關系的情緒狀態，究竟是病前致病因素還是癌癥后的身心反應，或者兩者都有，都需要有力的證據。
二、心理因素致癌的機制
心理社會因素促進癌的發生、發展顯然是通過心理生理學途徑實現的，這條途徑就是心理－神經－內分泌－免疫軸。
量的實驗表明，電擊、創傷性惡性刺激、反復而集中的條件反射實驗可引起神經系統的過度或普遍應激而促進“自發的”腫瘤生長。去腦皮質或使用中樞抑制藥物（如巴比妥鈉）可促使移植腫瘤發展和使動物提前死亡；而咖啡因及小劑量士的寧可明顯延緩或阻滯腫瘤發生。
毀損下丘腦背內側核及室旁核使甲狀腺的腺樣增殖退化；破壞背側下丘腦可使移植腫瘤存活期延長；帶狀破壞下丘腦前部可引起抗體滴度降低和過敏反應的抑制或延緩。這些實驗資料提示，下丘腦在中介心理社會因素對腫瘤的影響中起重要作用，下丘腦與免疫反應之間可能是通過植物性神經系統及神經內分泌等多種過程共同影響的。有關的資料包括：
1．內在發怒（anger-in）伴有腎上腺素分泌增加；外顯的發怒（anger-out）伴隨去甲腎上腺素的增加（Funkenstein等，1957）。
2．不同類型的應激可引起血、尿中激素發生明顯的特異性改變，多數應激反應可致17－羥皮質類固醇、兒茶酚胺、甲狀腺激素及生長激素的增加（Mason，1968、1972.）。
3．親人喪亡（父母、配偶）、防衛應對失敗而致精神抑郁時，有17－羥皮質類固醇升高或T細胞數減少。皮質醇水平增高對乳癌病人的預后不良；應對較好或靈活者，皮質醇水平低，而且預后好（Stenback等，1965；Katz等，1969）。
4．神經內分泌系統主要是集中于下丘腦弓狀核區及延髓孤束核的阿片-黑色素－皮質素系統（opiomelanocortin，即ACTH／內啡肽）以及廣泛分布于中樞神經系統的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因子（CRF）神經元核群。這兩個系統都是免疫反應產物反饋效應的靶組織（Joseph等，1985；Blalock及Smith，1985）
